目的探讨HBV包膜区和核心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抗原表位变异的规律及对疾病发展转归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选择无症状HBsAg携带者（ASC）38例,慢性乙型肝炎（CHB）35例,乙型肝炎肝硬化（LC）23例。采用DNA测序法检测HBV包膜区和核心区病毒序列及表位变异情况,并分析其与临床转归的关系。结果在入组患者中,HBV包膜区CTL抗原表位41~49、88~96、97~108、172~180和185~194变异率分别为48个（55.2%）、13个（14.9%）、11个（12.6%）、9个（10.3%）和6个（6.9%）;HBV CTL 41~49位变异率在CHB和肝硬化患者中的变异率分别为60.0%和65.2%,显著高于ASC[31.6%,P<0.05];HBV核心区CTL抗原表位18~27和91~95的变异率分别为18个（56.2%）和14个（43.8%）,HBV CTL18~27位的变异率在慢性乙型肝炎和肝硬化患者中分别为20.0%和30.4%,显著高于ASC[10.5%,P<0.05];多变量分析表明,HBV核心区CTL 41~49的变异是预示HBV感染后患者肝内炎症活动、慢性乙型肝炎病程进展、迁延并发生肝炎肝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HBV CTL变异是HBV感染慢性化的重要原因,预示病情将进展或加重。

目的评估复方鳖甲软肝片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对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的影响。方法将304例慢性乙型肝炎分为试验组219例和对照组85例。给予试验组口服复方鳖甲软肝片,对照组口服安络化纤丸,疗程24 w。采用ELISA法检测透明质酸（HA)、黏连蛋白（LN）、Ⅳ型胶原（c-Ⅳ）和Ⅲ型前胶原（PCⅢ）。结果在治疗24 w结束时,经中医症候疗效全分析集（FAS）分析,试验组显效率为72.9%,优于对照组的56.8%（P=0.004）;试验组总有效率为89.3%,优于对照组的80.7%（P=0.029）;试验组血清肝纤维化指标显效率为35.3%,优于对照组的22.2%（P=0.016）;治疗后试验组血清透明质酸（HA）水平下降了（87.4±111.2） ng/mL,优于对照组下降的（61.2±66.2） ng/mL（P=0.01）,两组血清LN、c-Ⅳ、PCⅢ水平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肝功能指标复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未发现不良反应。结论复方鳖甲软肝片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安全、有效,可以改善肝纤维化指标。

目的观察阿德福韦酯初治老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抗病毒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取2007年10 月至2010年10 月就诊的50例65 岁以上老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其中30例（A组）接受阿德福韦酯抗病毒治疗,另20例（B组）接受护肝治疗;另选择30例（C组）中年患者接受阿德福韦酯治疗。结果在治疗12 w时, A组（66.7%）和B组（60.0%）血清ALT复常率明显低于C组（83.3%,P<0.05）;在治疗48 w时,A组（90.0%）与C组（93.3%）比,ALT复常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均高于B组（70.0%,P<0.05）;在48 w时,A组血清HBV DNA阴转率（80.0%）明显高于C组（66.7%,P<0.05）;3组患者在随访期间血肌酐水平变化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在各时间点的平均肌酐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治疗96 w时,A组2例出现肌酐轻度升高,继续观察2个月后自行恢复正常,C组出现肌酐轻度升高3例,3个月内未恢复, 给予ADV剂量减半后血肌酐均恢复正常,两组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均未见其它明显的不良反应。结论老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可选择阿德福韦酯抗病毒治疗,其疗效好,安全,与中年患者相比,无明显的肾功能损害。

目的随访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组织病理学改变,探讨抗病毒治疗的疗效。方法选择167例ALT<2倍正常值上限（ULN）的慢性HBV感染者,其中HBV携带者88例和慢性乙型肝炎79例,给予后者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或者恩替卡韦治疗48 w,并随访2年,再次行肝穿刺检查,动态观察肝组织病理学、血清HBsAg、HBeAg、HBV DNA定量和ALT等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在随访2年结束时,在88例HBV携带者中有33例（37.5%）肝组织病变进展,与55例（62.5%）无进展者比较,入组时进展组年龄为（39.7±7.6）岁,显著大于无进展组[（30.2±9.7）岁,P<0.05],而HBeAg阳性率（51.5%）和HBsAg水平[（3.22±0.51） lgIU/ml]明显低于无进展组[分别为（81.8%）和（3.50±0.53） lgIU/ml,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是肝组织病理学损伤进展的重要影响因素（OR=1.118,P=0.002）;79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经抗病毒治疗,随访2年时有62例（78.5%）肝组织学改善。抗病毒治疗后肝组织炎症分级、纤维化分期和肝组织Knodell’s计分均有显著改善（x²=43.298,x²=26.232,x²=66.243,P<0.05）。结论随着年龄增长,HBeAg阴性的低ALT水平的慢性HBV携带者肝组织病理学损伤进展的风险增加,及时进行肝组织学检查非常重要,可尽早发现病变并给予抗病毒治疗,而抗病毒治疗对延缓病情很有帮助。

目的探讨不同病因所致肝衰竭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HLA-DR mRNA及Th17和CD4⁺CD25⁺Treg细胞水平的变化及其意义。方法本研究纳入肝衰竭患者50例,其中乙型肝炎肝衰竭15例,药物性肝损伤12例,酒精性肝病13例,自身免疫性肝炎10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17例和正常人10例。采用PCR法检测PBMCs中HLA-DR mRNA水平,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CD4⁺CD25⁺Treg和Th17细胞百分比。结果乙型肝炎肝衰竭患者HLA-DR mRNA水平为（134.5±15.2）,显著高于药物性肝损伤组的（17.9±1.2）、酒精性肝病组的（19.6±2.0）和自身免疫性肝炎组的[（11.2±1.2）,P<0.05];不同病因肝衰竭患者Th17和CD4⁺CD25⁺Treg细胞百分比[分别为（4.4±0.6）%和（3.9±0.6）%左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慢性乙型肝炎[分别为（3.7±0.2）%和（6.1±0.4）%和正常人（2.1±0.7）%和（7.0±0.9）%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对不同病因肝衰竭患者进行动态观察发现,19例死亡患者CD4⁺CD25⁺Treg细胞百分比呈持续下降,直至死亡,而31例生存患者则逐渐恢复至接近正常水平。结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HLA-DR mRNA水平及Th17和CD4⁺CD25⁺Treg细胞百分比的变化与肝衰竭患者的病情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肝衰竭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指标。

目的探讨恩替卡韦治疗慢加亚急性乙型肝炎肝衰竭（HBV-ACLF）患者的疗效。方法选择 2003年~2012年在本院住院并应用恩替卡韦抗乙型肝炎病毒治疗的HBV-ACLF患者37例作为治疗组,同时选择在本院住院未应用任何抗乙型肝炎病毒药物的HBV-ACLF患者37例作为对照组。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比较两组患者临床体征、血生化指标、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累积生存率和2 年内复发率情况。结果在入院时、治疗后4w、8w、12w时,治疗组患者外周血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血总胆红素（TBIL）、血肌酐（Cr）,凝血酶原活动度（PTA）和MELD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腹水、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和肝肾综合征发生率比较,除在治疗4w末时,治疗组生存者腹水发病率为41.4%,低于对照组生存者的66.7%（P<0.05）,余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治疗8w、12w和24w时,37例抗病毒患者生存率分别为75.7%、75.7%和70.3%,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7.6%、56.8%和54.1%（P<0.05）;26例抗病毒的生存患者在2年内病情无复发,而20例未抗病毒的生存患者复发率为65.0%（P<0.001）。结论给予HBV-ACLF患者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可提高生存率,减少病情复发。

目的研究大黄素致药物性肝损伤（DILI）大鼠肝组织病理学的动态变化情况。方法取Wistar 雄性大鼠100只,随机分成5组,按照每日大黄素摄入量的不同,分为大剂量组（16mg·kg^-1·d^-1）、较大剂量组（8mg·kg^-1·d^-1）、中剂量组（4mg·kg^-1·d^-1）、小剂量组（2mg·kg^-1·d^-1）,给予药物灌胃,和正常组,给予等体积蒸馏水灌胃,每组20只,于实验的4w、8w分别解剖5只大鼠,至12w解剖剩余全部大鼠,观察体质量的变化;同时采用HE染色和VG染色观察肝组织炎症及纤维化情况,并对各组纤维化程度的等级资料采用Radit分析法比较其差异的显著性。结果各组大鼠生长状态无明显差异,各组均无死亡和腹水形成。通过对各组动物体质量的比较,发现在较大剂量组和大剂量组动物体质量下降,在实验12w时,正常组、小剂量组、中剂量组动物体质量分别为（335±10.56） g、（350.4±7.23） g和（338.6±7.54） g,显著重于大剂量组[（300.4±8.91）g,P<0.01],而较大剂量组为（335±10.56）g,与大剂量组差异不显著（P>0.05）;在实验4w和8w时,各种动物肝组织纤维化变化的差异不明显,而在12w时,发现在较大剂量组和大剂量组动物肝组织炎症活动明显,肝组织出现纤维化改变,尤其是在大剂量组更加显著（x²=14.75，P<0.05）。结论 随着给动物服用大黄素剂量的增加和时间延长，可能会引起DILI。本实验为药物性肝损伤模型的建立进行了初步研究，需要进一步验证。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对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方法采用四氯化碳注射法建立家兔肝纤维化模型,每次实验抽取模型组家兔7~8只和对照组家兔2~3只进行DWI检查,共对30只肝纤维化成模组和10只对照组家兔进行了DWI检查,测算不同b值（分别为300、500和1000 s/mm²） 时DWI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行DWI后12h内处死家兔,行肝组织病理学检查,按肝纤维化病理分期结果进行分组,比较不同分期动物ADC值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ADC值变化和纤维化分期之间的相关性,运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评估ADC值预测S₂及以上肝纤维化和S₃及以上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结果ADC值与纤维化分期之间呈负相关性,取b值=500 s/mm²时,相关性最高（r=-0.795,P=0.000）;在不同b值情况下,肝纤维化≤S₁与≥S₂之间、纤维化≤S₂与≥S₃之间肝脏ADC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当b值=500 s/mm²时,ADC值诊断≥S₂肝纤维化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912,以ADC值=1.58×10^-3mm²/s为截断点,其诊断肝纤维化的敏感性为90.2%,特异性为75.0%;ADC值诊断≥S₃肝纤维化的AUC为0.920,以ADC值=1.43×10^-3mm²/s为截断点,其敏感性为93.0%,特异性为80.0%。结论ADC值可以用于诊断肝纤维化分期,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观察恩替卡韦联合扶正化瘀胶囊治疗活动性肝硬化患者的疗效。方法60例活动性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被随机分为观察组30例和对照组30例，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给予对照组患者恩替卡韦片治疗24 w，给予观察组患者恩替卡韦联合扶正化瘀胶囊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和肝功能变化。结果 治疗前对照组患者血清透明质酸为（320.4±196） ng/ml，层黏连蛋白为（180.9±80） ng/ml，Ⅲ型前胶胶原为（261.2±132） ng/ml、Ⅳ型胶原为（204.1±78.1） ng/m，谷丙转氨酶为（169.87±13.32） U/L、白蛋白为（34.05±6.94） U/L、总胆红素为（48.89±11.03） μmol/L，门静脉直径为（12.9±1.1）mm，脾脏长度为（12.9±1.1）mm、脾脏厚度为（48.6±4.7）mm，观察组透明质酸为（334.7±119.8） ng/ml，层黏连蛋白为（183.2±79.6） ng/ml，Ⅲ型前胶胶原为（252.5±139.8） ng/ml、Ⅳ型胶原为（203.3±74.1） ng/m，谷丙转氨酶为（171.53±11.21） U/L、白蛋白为（33.46±7.53） U/L、总胆红素为（49.33±10.1） μmol/L，门静脉直径为（13.1±0.7）mm，脾脏长度为（122.1±3.9）mm、脾脏厚度为（48.9±4.2）mm，两组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治疗后，对照组透明质酸为（205.2±49.6） ng/ml，层黏连蛋白为（149.8±64.3） ng/ml，Ⅲ型前胶胶原为（192.7±99.8） ng/ml、Ⅳ型胶原为（159.2±42.5） ng/m，谷丙转氨酶为（54.89±6.65） U/L、白蛋白为（35.59±7.2） U/L、总胆红素为（20.89±9.65） μmol/L，门静脉直径为（11.7±0.85）mm，脾脏长度为（117.3±2.9）mm、脾脏厚度为（46.8±3.6）mm，观察组透明质酸为（158.2±79.1） ng/ml，层黏连蛋白为（104.3±59.7） ng/ml，Ⅲ型前胶胶原为（140.2±76.4） ng/ml、Ⅳ型胶原为（111.4±56.8） ng/m，谷丙转氨酶为（24.37±7.33） U/L、白蛋白为（41.02±6.3） U/L、总胆红素为（10.32±8.03） μmol/L，门静脉直径为（10.2±0.5）mm，脾脏长度为（109.4±3.1）mm、脾脏厚度为（44.4±2.0）mm，两组间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48 结束时，观察组患者血清HBV DNA阴转率为83.3%，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的40%（P<0.05）。结论 恩替卡韦联合扶正化瘀胶囊治疗肝硬化患者，其疗效明显优于单用恩替卡韦。

目的探讨血清铁蛋白（SF）与慢性乙型肝炎和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病情的相关性,分析其与肝功能、肿瘤标志物等相关血清学指标在慢性肝病中的相关性,以探讨铁蛋白在肝损伤诊断中的意义。方法在38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37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及30例健康人常规检测SF水平,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其与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白蛋白（ALB）等肝功能指标及甲胎蛋白（AFP）、癌抗原125（CA125）等肿瘤标志物的关系。结果慢性乙型肝炎、乙型肝炎肝硬化和健康对照组SF水平分别为（216.79±24.46） μg/l、（220.47±39.38） μg/l 和 （71.23±4.69） μg/l,肝病患者显著高于健康人（P<0.05）;慢性乙型肝炎患者SF与ALT、AST、γ-谷氨酰转肽酶（γ-GT）、碱性磷酸酶（ALP）、总胆红素（TBIL）、AFP、癌抗原199（CA199）、癌抗原50（CA50）呈显著正相关,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SF与AST、乳酸脱氢酶（LDH）、AFP、Ca199、癌抗原724（CA724）、CA50呈显著正相关。结论慢性肝病患者SF与AST、AFP、CA199具有相关性。SF可作为肝脏疾病损伤诊断的重要参考指标,铁负荷增加可加重肝病患者肝细胞的损伤,铁蛋白水平对判断肝病病情、对疾病预后判断及开展干预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的观察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行脾切除术或脾动脉部分栓塞术的疗效。方法选择我院2010年2月~2013年2月收治的采用脾切除术治疗的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50例和采用脾动脉部分栓塞术治疗的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28例。另选择我院同期收治入院的采用常规保守治疗的患者30例作为对照组。结果随访3组患者治疗后1年,对照组外周血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分别为（3.3±0.6）×10⁹/L和（56.3±5.8）×10⁹/L,显著低于脾切除组（6.2±0.6）×10⁹/L和（126.5±12.7）×10⁹/L（P<0.05）,或脾动脉栓塞组（7.2±0.8）×10⁹/L和（112.8±10.6）×10⁹/L（P<0.05）;对照组CD₄、CD₄/CD₈比值和白蛋白分别为（32.5±3.5） %、（1.1±0.2）和（24.9±3.8） g/L,显著低于脾切除组（41.8±4.2）%、（1.9±0.2）和（29.1±3.7） g/L（P<0.05）,或脾动脉栓塞组（41.6±4.9）%、（1.7±0.2）和（28.2±4.0） g/L（P<0.05）,而CD₈、TBIL、ALT、PT分别为（32.3±4.7） %、（42.7±21.5） μmol/L、（67±35） IU/L、（24.8±3.4） s,显著高于脾切除组（22.7±3.4）%、（29.2±12.4） μmol/L、（40±26） IU/L、（16.2±3.4）s（P<0.05）,或脾动脉栓塞组（23.0±3.6） %、（35.2±13.4） μmol/L、（56±20） IU/L、（16.5±2.9）s（P<0.05）;对照组膈下感染、肺部感染、肺不张、脾静脉炎、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率分别为43.3%、56.7%、26.7%、20.0%、23.3%,显著高于脾切除组的12.0%、14.0%、6.0%、4.0%、8.0%（P<0.05）,或脾动脉栓塞组的10.7%、14.3%、3.6%、3.6%、7.1%（P<0.05）。结论脾切除术或脾动脉部分栓塞术后,患者肝功能稳定,不同程度地减少了感染和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

目的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移植治疗失代偿期酒精性肝硬化（ALC）患者的疗效。方法2007年至2012年在我院行BMSCs移植治疗的失代偿期ALC患者28例,给予基础治疗联合BMSCs移植治疗;按照性别、年龄和并发症进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选择另28例患者为对照,只接受基础治疗。常规检测血肝功能指标,使用计算机断层扫描和DSA造影进行影像学检查。结果接受细胞移植治疗的患者在移植后谷丙转氨酶下降,总胆红素降低,白蛋白逐渐升高,凝血酶原时间及Child-Pugh评分逐渐下降,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于移植后第4周降至（20.6±5.2）分,显著低于移植前的（26.4±5.1）分（P<0.05）,也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4.7±5.1）分（P=0.009）,但至第72周时移植组为（17.5±4.1）分,与对照组的（18.9±6.9）分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536）;两组144周生存率分别为32.1% 和25.6%,无显著性差异（P=0.125）;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Child-Pugh B级患者在细胞移植144周生存率为6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6.4%（P=0.046）,而两组Child-Pugh C级患者生存率分别为12.5%和 17.6%,无显著性差异（P=0.788）。结论BMSCs移植治疗失代偿期ALC患者的近期疗效显著,但远期疗效不显著。移植前患者病情可能影响移植后疗效,但此结论有待更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证实。

目的探讨细胞角蛋白19（CK19）在原发性肝透明细胞癌（PCCCL）中的表达及其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06年11月~2014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术后病理活检证实为PCCCL的住院患者76例。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癌组织CK19、P53、CD34、GPC-3和HepPar-1表达。应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Wilcoxon检验分析CK19阳性与阴性的PCCCL患者的预后差异。结果在76例PCCCL组织中,CK19阳性9例（11.84%）;在肿瘤直径大于3 cm患者,CK19阳性患者发生肿瘤远端转移为60.0%（3/5）,显著高于CK19阴性患者的8.7%（2/23,P<0.05）;经Kaplan-Meier和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CK19阴性的PCCCL患者生存期为60 w,显著长于CK19阳性的PCCCL患者（31 w,P<0.05）。结论PCCCL是一组异质性肿瘤,可以起源于CK19阳性的肝前体细胞,也可能转化自趋于分化成熟的肝细胞。PCCCL组织CK19阳性表达与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

目的分析乙型肝炎病毒相关原发性肝癌（HBV-PLC）患者生存期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1年11月至2014年6月我院119例HBV-PLC患者临床资料,应用Kaplan-Meier检验及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HBV-PLC患者生存期的因素。结果在119例HBV-PLC患者中,终末期肝癌比例较高,BCLC D期患者41例（34.5%）,Child-Pugh C级79例（66.4%）,伴有基础疾病78例（65.5%）,肿瘤肝内或肝外转移90例（75.6%）,患者中位生存期为287（172,560） d;在HBV-PLC确诊前未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持续时间<1年、1~3年和>3年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232（114,390） d、357（179,879） d、530（206,-） d和795（384,912）d（P<0.01）;Cox回归分析提示,民族、Child-Pugh分级、肿瘤转移、年龄、抗病毒治疗、血清HBV DNA水平和肿瘤治疗方式是预测患者生存期的重要因素,相对危险度分别为3.18、1.60、4.86、1.82、1.30、5.88和1.13（P<0.05或P<0.01）。结论影响HBV-PLC患者生存期的因素很多,早期监测、早期干预、规范抗肿瘤治疗将有助于延长HBV-PLC患者的生存期。

目的观察乙酰肝素酶（Hpa）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并探讨其与微血管密度（MVD）的关系。方法采用RT-PCR法检测47例原发性肝癌组织、癌旁组织1（A组）和癌旁组织2（B组）Hpa mRNA水平;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肝癌组织Hpa蛋白和CD34表达水平,并分析Hpa蛋白与肝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以及Hpa mRNA水平与MVD值的相关性。结果在不同直径和分化程度、不同临床分期、是否转移复发、AFP水平和有无门脉癌栓等肿瘤组织,Hpa蛋白表达存在明显的差异（P<0.05）;肝癌组织Hpa mRNA水平（0.793±0.184）和MVD值（34.5±12.2）均明显高于A组和B组（P<0.05）,而A组Hpa mRNA水平（0.577±0.145）和MVD值（22.2±10.7）又明显高于B组[（0.384±0.117）和（14.7±7.4）,P<0.05];各组Hpa mRNA水平与MVD值呈正相关（r=0.627,P<0.05）。结论Hpa在肝癌的生长、侵袭和血管生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免疫治疗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术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2012年2月~2014年2月间在本院确诊并行TACE术的67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按是否联合CIK治疗分为联合治疗组（CIK+TACE）32例和对照组（TACE）35例,比较两组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生活质量（QOL）改善、临床疗效、无进展生存期（PFS）等指标。结果在CIK首次回输后7 d,联合治疗组患者外周血CD3⁺、CD4⁺细胞的比例和CD4⁺/CD8⁺比值分别为（70.32±2.36）%、（32.18±2.27）%和（1.15±0.05）,显著高于CIK细胞治疗前水平[（63.56±2.42）%、（30.34±2.05）%和（0.90±0.05）,P<0.05）];CIK细胞治疗后外周血CD8⁺细胞比例为（29.35±2.95）%,显著低于治疗前水平[（33.28±3.14）%,P<0.05];联合治疗组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治疗前后Karuafsky评分分别为（74.6.±12.5）和[（83.4±14.7）,P<0.05];联合治疗组部分缓解率为53.1%,与对照组42.9%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联合治疗组中位PFS为16个月,显著高于对照组的9.5个月（P<0.05）;CIK治疗后不良反应轻微,对症处理后均恢复正常。结论CIK细胞免疫疗法联合TACE术较单纯TACE术治疗,可以提高肝癌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改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延缓肿瘤进展。

目的探讨明胶海绵颗粒与Embosphere生物微球栓塞治疗原发性肝癌破裂出血的效果。方法回顾分析近5年来收治的49例（使用明胶海绵23例,使用Embosphere生物微球26例）经导管肝动脉明胶海绵和Embosphere生物微球栓塞治疗的原发性肝癌破裂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价即时止血和再次出血率。结果明胶海绵组和Embosphere生物微球组即时止血率均为100%;在明胶海绵栓塞治疗后7天内再次出血率为13.0%（3/23）,1例转外科手术,1例再次介入治疗,术后成功止血,1例因突发失血性休克死亡;在Embosphere生物微球栓塞后7天内再次出血率为3.8%（1/26）,显著低于明胶海绵组（P<0.01）。结论明胶海绵和Embosphere生物微球治疗肝癌破裂出血即时止血效果相同,但Embosphere生物微球治疗术后再出血风险明显减少。

目的探讨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联合¹³¹I美妥昔单克隆抗体治疗经介入术后复发的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我院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收治的经TACE治疗后复发的肝细胞癌患者58例,其中29例接受TACE联合美妥昔单抗治疗,29例只接受TACE治疗。通过导管将¹³¹I美妥昔单克隆抗体5 ml （0.75 mCi/kg）注射入靶血管,再进行常规TACE治疗。随访12 m,比较两者疗效、生存率和不良反应。结果美妥昔单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55.17%和3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1 w复查,与治疗前比,美妥昔单抗组白蛋白水平显著下降（P<0.05）,胆红素水平显著升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比,对照组白蛋白水平显著下降（P<0.05）,胆红素水平显著升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美妥昔单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34%,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45%（P>0.05）;美妥昔单抗组1 a生存率为55.17%,对照组为48.27%（Log-rank检验统计量为5.782,P=0.016）;治疗组和对照组平均疾病进展时间为（4.83±4.10） m和（2.54±2.07） 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TACE联合¹³¹I美妥昔单克隆抗体治疗经介入术后复发的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TACE治疗,且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硬性胆道镜联合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在69例肝内胆管结石患者中,34例（对照组）接受传统手术治疗,35例（观察组）接受腹腔镜下硬性胆道镜联合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采用免疫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T管拔除时间和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分别为（117.37±10.02）min、（115.32±10.08） mL、（18.55±3.86） h和（2.11±0.65） h,均显著小于对照组[分别为（159.39±12.17） min、（254.02±22.38） mL、（37.32±5.45） h和（3.73±1.07） h,P<0.05];观察组患者下床活动时间、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和残余结石发生率分别为（4.90±0.71） d、（33.08±5.45） h、（16.53±3.07） d和8.57%,均显著小于对照组[分别为（6.59±1.22） d、（58.02±10.11） h、（21.02±4.04） d和50.00%,P<0.05];对照组术后血清 IgG、IgM和IgA水平均显著低于观察组（P<0.05）;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1.43%,显著低于对照组的35.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与传统手术相比,腹腔镜下硬性胆道镜联合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患者,疗效显著,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较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

目的探讨HBV感染者外周血IL-15和IL-16水平变化及其与HBV DNA载量的相关性。方法选择肝癌（HCC组）60例,肝硬化（LC组）60例,慢性乙型肝炎（CHB组）60例,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ASC组）60例和健康人40例,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IL-15和IL-16水平,采用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HBV DNA载量。结果随着患者病情加重,血清IL-15和IL-16水平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且在肝硬化患者中达到最大值,分别是（222.89±96.95） ng/ml和（109.77±11.96） ng/ml,显著高于其他各组（P<0.01）;与健康人比,各种HBV感染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在CHB患者,外周血HBV DNA高载量组IL-15和IL-16水平最高,分别是（86.67±15.92） ng/ml和（41.64±7.30） ng/ml,显著高于低载量组（P<0.05）。结论IL-15和IL-16可能参与了乙型肝炎的肝脏炎性损伤过程。

目的观察中医疏肝健脾方联合α干扰素（IFN-α）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方法180例经肝组织活检证实的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被分成两组,每组90例。给予90例患者IFNα-1b联合中医疏肝健脾方（柴胡6 g、枳壳6 g、郁金10 g、白芍10 g、茯苓10 g、白术10 g、陈皮6 g、黄连5 g、甘草3 g）治疗,煎服中药3个月;另90例接受IFN-α单药治疗。两组干扰素的疗程个体化,即6~12个月,直至达到完全应答或治疗无效而退出。在治疗结束后随访12个月。结果联合治疗组在治疗结束时,血清ALT和HBV DNA水平分别为（97.6±54.7） U/L和（2.6±1.7） lgIU/ml,在随访48 w时分别为（107±62.2） U/L和（2.8±1.9） lgIU/ml,均显著优于IFN-α治疗组[分别为（95.7±52.3） U/L和（4.9±1.9） lgIU/ml,及（135.6±69.8） U/L和（5.4±1.9） lgIU/ml,P<0.05];联合治疗组骨髓移植发生率为38.9%,显著低于干扰素治疗组的58.9%（P<0.05）。结论疏肝健脾方联合IFN-α比IFN-α单药治疗能提高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减少副作用。

目的探讨儿童非病毒性肝炎肝损害的病因和临床特征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2月~2014年12月126例非病毒性肝炎肝损害儿童的临床资料,探讨除嗜肝病毒感染以外的肝损害病因。结果在126肝损伤患儿中,呼吸道感染59例,腹泻病31例,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14例,非酒精性脂肪肝9例,药物性肝损伤8例,手足口病4例,川崎病1例;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血清ALT和AST水平最高[分别为（115.4±10.6） U/L和（78.5±10.3） U/L],显著高于其他组患儿（P<0.05）;本组轻度肝损害78例（61.9%）,中度肝损害48例（38.1%）;本组大多数患儿主要以原发病表现为主,极少数伴有消化道症状。彩超检查除少数表现为轻度肝脾肿大和脂肪肝外,大多正常;2周后大多肝功能复常。结论儿科疾病都可能并发肝功能一过性损害,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

目的探讨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诱发甲状腺疾病的危险因素,为该类疾病的临床防治提供参考。方法我院2001年3月至2014年6月诊治的512例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358例为乙型肝炎,伴有甲状腺疾病患者9例,154例为丙型肝炎,伴有甲状腺疾病患者6例。常规检测血生化和肝炎病毒标记物;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T3、T4、FT3和TSH水平。结果15例合并甲状腺疾病的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T3水平为（2.16±0.52） mmol/L ,显著高于148例慢性丙型肝炎和349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分别为（1.51±0.38） mmol/L和（1.55±0.42） mmol/L,P<0.05];T4水平为（140.1±3.98） mmol/L,显著高于丙型或乙型肝炎患者[分别为（125.0±0.94） mmol/L和（129.6±3.71） mmol/L,P<0.05],FT3为（5.14±0.17） pmol/L,显著高于丙型或乙型肝炎患者[分别为（3.94±0.07） pmol/L和（3.88±0.11） pmol/L,P<0.05];对所有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HBV或HCV感染、应用干扰素时间和负性情绪是诱发甲状腺疾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对丙型肝炎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显示,性别、应用干扰素时间和负性情绪是甲状腺疾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且以应用干扰素时间过长的影响最大。结论病毒性肝炎、尤其是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在应用干扰素治疗过程中,如果合并有负性情绪,则容易诱发甲状腺疾病,临床上应予以重视。

目的观察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和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经替比夫定抗病毒治疗后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A、IgM和补体C₃、C₄的变化,探讨替比夫定治疗对于患者体液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35例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和22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给予替比夫定抗病毒治疗,于治疗前和治疗后3个月、6个月,采用免疫透视比浊法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A、IgM和补体C₃、C₄。结果在治疗前,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IgG水平为（16.21±2.54） mg/L,显著低于肝硬化患者的[（19.42±2.95） mg/L,P<0.05];在治疗6个月时,肝硬化患者血清IgA水平为（1.41±0.18） mg/L,显著高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1.26±0.17） mg/L,P<0.05];在其他各时间点比较,两组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水平无显著性相差（P>0.05）。结论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和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经替比夫定抗病毒治疗后机体体液免疫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目的调查慢性丙型肝炎患者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斑块形成和血清内脏脂肪素 （Visfatin）的关系。方法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46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和40例健康人颈动脉内膜中膜厚度和斑块形成,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Visfatin、C反应蛋白和GGT水平。结果慢性丙型肝炎患者颈动脉内中膜厚度为（1.21±0.36） mm,显著高于对照组[（0.83±0.31） mm,P<0.05];慢性丙型肝炎患者颈动脉斑块发生率为32.6%,显著高于对照组（10 %,P<0.05）;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Visfatin水平为（42.89±18.63） μg/L,显著高于对照组[（27.02±13.14） μg/L,P<0.05];20例颈动脉内中膜增厚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Visfatin水平为（55.06±15.72） μg/L,显著高于26例内膜不增厚者[（33.54±15.09）μg/L,t=-4.710,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5例存在颈动脉斑块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HCV RNA水平为（5.78±1.56） logl0拷贝/毫升,较31例无斑块患者[（3.84±0.97） log10拷贝/毫升]明显增高（Z=-3,972,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慢性丙型肝炎患者颈动脉内中膜增厚,颈动脉斑块发生率明显增高,与血清高水平的Visfatin和HCV RNA可能存在关系。

目的探讨内镜下穿孔修补术治疗肝硬化合并消化道穿孔患者的疗效。方法将78例肝硬化合并消化道穿孔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39例和对照组39例。给予治疗组内镜下穿孔修补术治疗,给予对照组传统的手术切除治疗。结果所有患者都顺利完成手术;治疗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下床活动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28.34±15.33） min、（287.38±100.87）ml、（2.00±2.75）d和（6.25±2.95） d,均显著短于或少于对照组[分别为（123.87±15.77） min、（444.39±124.88） ml、（4.50±3.00）d和（9.85±4.66） d,P<0.05];治疗组术后肺部感染、切口感染、肠梗塞、腹腔感染等并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生存时间为（47.44±6.44）个月,1 a生存率为97.4%,而对照组分别为（34.98±5.29）个月和82.1%（P<0.05）。结论内镜下穿孔修补术用于肝硬化合并消化道穿孔患者具有微创,术后并发症少等特点,从而可改善远期生存情况。

在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过程中,HBV特异性CD8⁺T细胞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不仅参与病毒的控制和清除,同时也参与疾病的发病,机体的免疫应答水平是决定HBV被清除还是在体内长期存在的关键。本文主要讨论了在HBV感染的急性期和慢性期,HBV特异性CD8⁺T细胞的表型和功能变化的相关最新研究进展,总结了关于CD8⁺T细胞基础研究的最新知识,介绍了HBV感染的不同时期CD8⁺T细胞对病毒清除或病毒持续存在的作用机制。同时,也对新型的HBV特异性 CD8⁺T细胞细胞免疫模型系统和检测方法的建立做了介绍,并列举了与传统方法无法比拟的检测优势和深远意义。

程序性死亡分子-1（PD-1）是T淋巴细胞膜表面表达的负向协同刺激分子, 与其主要配体（PD-L1）形成通路后,可以减弱T淋巴细胞的免疫反应,甚至导致T淋巴细胞功能衰竭。PD-1/PD-L1信号通路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的效应T细胞免疫耐受中具有重要作用,阻断该途径可能是抗病毒治疗的方向之一,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原发性肝癌患者病程进展快,多数病人确诊时已难以手术切除,且肝癌对放疗、化疗不敏感,因此其总体治疗效果不理想。目前,在肝癌生物治疗的基础及临床研究中,细胞生物治疗已经显示出了潜在的疗效及良好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