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构建截短序列和全序列HBcAg基因和HBc-HBsAg融合基因原核表达质粒,研究目的蛋白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及其免疫原性。方法 利用HBV全基因（adr亚型）质粒pUCmT-HBV分别扩增HBsAg截短基因、HBcAg截短基因和HBcAg全基因,构建成重组质粒pSK-HBs、pSK-HBc和pKS-HBV C,经DNA序列测定鉴定后,分别将HBcAg截短基因、HBcAg全基因及HBc-HBsAg融合基因亚克隆至表达质粒PET-30a,在大肠杆菌BL21（DE3）中进行表达HBcAg截短基因、HBcAg全基因和HBc-HBsAg融合基因产物,采用PAGE-SDS和免疫印迹法对表达产物进行鉴定。结果 成功构建了含HBcAg截短基因、HBcAg全基因和HBc-HBsAg融合基因的原核表达质粒;成功构建的质粒在大肠杆菌BL21（DE3）中能大量表达HBcAg蛋白和HBc-HBsAg融合蛋白,免疫印迹分析结果显示表达产物具有免疫原性。结论 成功构建的原核表达载体在大肠杆菌BL21（DE3）中能顺利表达HBcAg蛋白和HBc-HBsAg融合蛋白,表达产物具有免疫原性,为慢性乙型肝炎特异性免疫治疗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

目的 探讨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Peg-IFNα-2a）联合阿德福韦（ADV）治疗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通过检索2004年1月~2014年1月期间Pubmed、万方数据库（CECDB）、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等有关Peg-IFNα-2a联合阿德福韦治疗HBeAg的CHB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进行严格评价和资料提取,应用Stata/SE version 12.0软件对纳入研究进行系统评价。结果 最终纳入7篇RCT,共529例患者,其中实验组261例（接受Peg-IFNα-2a联合ADV治疗）,对照组268例（接受Peg-IFNα-2a治疗）。系统评价结果显示,相比单药治疗,经联合治疗48 w时CHB患者HBV DNA阴转率显著提高[OR=1.20,95%CI=（1.01,1.43）];48 w时CHB患者HBeAg血清转换率显著提高[OR=1.24,95%CI=（1.02,1.52）],但联合治疗对ALT复常率的影响,系统评价显示结果存在显著偏倚[bias_P=0.012、bias_95 CI=（1.442998,6.467852）],不具有推广性。结论 Peg-IFNα-2a联合ADV治疗HBeAg阳性CHB患者能显著提高患者HBV DNA阴转率及HBeAg血清转换率。

目的 探讨HIV/HCV共感染者外周血辅助性T细胞17（Th17）及白细胞介素（IL）-17A的免疫调节作用。方法 随机选取HIV/HCV共感染者、HIV感染者、HCV感染者和健康人各30例,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CD4⁺T细胞数量和Th17数量,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IL-17A水平。结果 HIV感染者和HIV/HCV共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分别为（310.23±114.35）个/μl和（218.42±112.47）个/μl,均较健康人明显降低[（735.46±121.52）个/μl,P<0.05],HIV/HCV共感染者较HIV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更低（P<0.05）,HCV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数为（719.47±123.72）个/μl,与健康人比较无显著性差异;HIV感染者Th17百分比和IL-17A水平分别为（2.48±0.90）%,和（25.18±12.63）pg/ml,均较健康人显著降低[（3.95±1.23）%和（39.15±16.30）pg/ml,P<0.05],HCV感染者Th17百分比和IL-17A为（5.48±0.90）%和（45.24±15.72）pg/ml,显著高于健康人（P<0.05）,而HIV/HCV共感染者Th17百分比为（1.76±0.42）%,IL-17A为（16.49±7.54）pg/mL,均显著低于HIV感染者[（2.48±0.90）%和（25.18±12.63）pg/mL,P<0.05]。结论 合并HCV感染可能通过影响Th17及其细胞因子IL-17A进一步影响HIV患者的免疫功能。

目的 观察熊去氧胆酸协同治疗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的临床疗效,分析我院引起DILI的药物种类及其发生比例。方法 纳入我院200例药物性肝损伤患者,分析引起DILI的药物种类。将患者分成两组,对照组给予异甘草酸镁、谷胱甘肽和多烯磷酯酰胆碱中的1~3种药物治疗,对伴有高胆红素血症者加用腺苷蛋氨酸;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熊去氧胆酸,两组疗程均为4 w,观察治疗后肝功能变化和临床疗效。结果 本组引起DILI的首位药物是免疫抑制剂（34.0%）,其次为中药（28.5%）,其后依次为抗生素（13.0%）、抗结核药物（7.5%）、抗肿瘤化疗药（7.5%）和解热镇痛药（4.5%）;治疗组在肝功能改善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尽管两组患者肝功能均有明显改善。结论 引起我院住院患者DILI的最常见的药物为免疫抑制剂,可能与我院开展器官移植较多有关。熊去氧胆酸在甘草酸制剂等的基础上可以较快地改善DILI患者肝功能。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痰瘀证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的关系, 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痰瘀证提供有益的辨证参数。方法 对80例经B超诊断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进行中医痰瘀辨证分型, 并行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检测。结果 痰证30例,瘀证30例,无证可辨20例;54例IMT增厚者中,中/重度脂肪肝患者占88.9%,痰瘀证占83.3%,显著高于IMT正常组者的38.5%和57.8%（P<0.01）;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组和40例健康对照组腰围分别为[（93.34±8.43）cm和（78.51±6.73） cm,P<0.01];BMI分别为[（26.48±3.52）和（22.67±2.34）,P<0.01];DBP分别为[（79.29±9.14） mmHg和（74.74±9.13） mmHg,P<0.01];FBG分别为[（5.80±1.51） mmol/l和（4.98±0.51） mmol/l,P<0.01];HOMA-IR分别为[（3.60±2.26）和（1.80±1.56）,P<0.01];TG分别为[（2.71±2.97）mmol/l和（0.93±0.4） mmol/l,P<0.01];TC分别为[（5.20±1.27） mmol/l和（4.84±0.6） mmol/l,P<0.01];UA分别为[（399.76±89.35） mmol/l和（326.3±67.09） mmol/l,P<0.01];ALT分别为[（83.77±82.76） U/l和（18.0±7.72） U/l,P<0.01];AST分别为[（50.30±39.34）U/l和（21.88±4.47）U/l,P<0.01];GGT分别为[（73.76±104.34） U/l和（18.63±13.55） U/l,P<0.01];IMT分别为[（1.19±0.75） mm和（0.71±0.25）mm,P<0.01];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瘀证组和无证可辨组TG分别为[（4.79±3.97） mmol/l和（0.84±0.23） mmol/l,P<0.05];TC分别为[（5.63±1.4） mmol/l和（4.35±1.33） mmol/l,P<0.05];IMT分别为[（1.25±0.14） mm和（0.84±0.12） mm,P<0.05];LDL-C分别为[（2.9±0.84） mmol/l和（2.51±0.89） mmol/l,P<0.05],痰证组TG分别为[（1.66±0.29） mmol/l和（0.84±0.23） mmol/l,P<0.05];TC分别为[（5.19±0.92） mmol/l和（4.35±1.33）mmol/l,P<0.05];LDL-C分别为[（3.21±0.74） mmol/l和（2.51±0.89） mmol/l,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FBG（OR：5.48,95%CI：1.39~21.61）、TG（OR：1.14,95%CI：1.14~12.82）、BMI（OR：1.20,95%CI：1.02~1.42）、年龄（OR：1.02,95%CI：1.01~1.03）、痰瘀证（OR：1.10,95%CI：1.03~1.17）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动脉IMT增厚或斑块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与脂肪肝中医痰瘀证型及脂肪肝程度有关, 可作为脂肪肝中医痰瘀辨证分型的一种辅助客观指标。

目的 分析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征、转归及预后,并探讨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住院的133例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并随机抽取同期住院的137例肝硬化无糖尿病患者,从临床特点、生化检查、并发症、肝功能分级、转归等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 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和肝硬化无糖尿病患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5.9±11.0）岁和（50.2±12.0）岁,平均住院天数为（15.6±11.3）天和（12.8±8.4）天,入院时空腹血糖为（9.8±5.5） mmol/L和（5.1±2.1） mmol/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为（83.2±98.6） u/L和（65.3±88.8） u/L,白蛋白为（29.1±4.7） g/L和（30.5±5.5）g/L,甘油三脂为（1.1±0.9） mmol/L和（0.7±0.4）mmol/L,血钠为（134.3±5.1） mmol/L和（135.8±5.7） mmol/L,差异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均<0.05）;合并糖尿病患者酒精性病因（11.3%）、Child-Pugh C级（26.3%）、腹水（36.8%）、自发性腹膜炎（33.8 %）、肝性脑病（18.0%）和高血压（21.1%）所占比例显著高于无糖尿病患者（3.7%、11.3%、29.9%、 22.6% 、9.0%和2.9%,P均<0.05）;合并糖尿尿病患者住院期间病死率为18.8%,显著高于无糖尿病患者（9.5%,P<0.05）;经Logistic分析显示,高龄、住院时间、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 （OR 值分别1.054、1.052、16.182、1.503和1.503,P均<0.01）是肝硬化患者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结论 与肝硬化无糖尿病患者相比,合并糖尿病的肝硬化患者肝功能状况和预后差,糖尿病可能是肝硬化患者预后不佳的危险因素。

目的 比较多层螺旋CT门静脉造影（MSCTP）三维重建技术和B超门静脉血流动力学检查对食管静脉曲张出血（EVB）预测的准确性。方法 收集60例同时行MSCTP和B超检查的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其实际出血的患者例数。根据胃左静脉（LGV）>0.61 cm和门静脉血流量（PBF）>1098.36 ml/min为预测出血的标准,记录两种方法预测出血的实际发生例数。根据预测出血例数/实际出血例数,分别计算两种方法对出血的检出率,并比较MSCTP和B超检查与胃镜检查结果的一致性。结果 在60例患者中实际出血28例;LGV>0.61cm对出血的检出率为89.29%,PBF>1098.36 ml/min的检出率为60.71%,说明分别以MSCTP和B超检查对出血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²=6.095,P=0.029）;在28例实际出血的患者中,通过胃镜检查发现有静脉曲张出血26例,未发现出血2例;采用McNemar检验发现,MSCTP与胃镜检查对EVB预测结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1.000）;采用Kappa系数法分析,显示这两种方法的吻合度差异具有显著性（吻合系数K=0.781,P=0.000）;B超与胃镜检查对EVB预测结果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2）,采用Kappa系数法分析,显示这两种方法的吻合度差异无显著性（吻合系数K=0.038,P=0.747）。结论 MSCTP对预测EVB有更好的检出率,并且MSCTP与胃镜检查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而对EVB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

目的 观察比较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酯初始联合或优化治疗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 2010年~2013年在我院就诊并采用拉米夫定（LAM）和阿德福韦酯（ADV）初始联合或优化治疗的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75例,比较两组患者治疗48 w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在治疗48 w时,初始联合治疗组患者谷丙转氨酶（ALT）复常率和HBV DNA转阴率分别为84.0%和89.3%,显著高于优化组患者的46.0%和50.7% （P<0.05）;初始联合治疗组患者Child-Pugh评分新增A级和C级减少发生率分别为22.7%和12.0%,显著高于优化组的10.7%和5.3% （P<0.05）;初始联合治疗组腹水减少率为76.0%,显著优于优化组的56.0%（P<0.05）;两组在治疗前后肾功能、血浆肌酸激酶均无显著性变化。结论 对于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采用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酯初始联合治疗效果优于优化治疗。

目的 应用超声检查技术了解肝豆状核变性（HLD）并发脾功能亢进症患者脾切除前后肝脏血流改变的特点。方法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108例HLD患者在脾脏切除前后门静脉右支内径、最大血流流速、肝右动脉最大血流流速和阻力指数变化。结果 HLD患者脾切除后门静脉右支内径为（8.48±1.88）mm,与脾切除前[（9.09±2.16）mm,P>0.05]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脾切除后门静脉右支最大血流流速（Vmax）为（19.40±3.41）cm/s,显著低于脾切除前水平[（23.47±5.78）cm/s,P<0.01];脾切除后肝右动脉最大血流流速（PSV）为（60.71±11.85）cm/s,显著快于脾切除前水平[（40.33±8.83）cm/s,P<0.01];脾切除后肝右动脉阻力指数（RI）为（0.66±0.05）,明显高于脾切除前水平[（0.63±0.05）,P<0.01]。结论 HLD并发脾功能亢进症患者在脾切除术后门静脉系统、肝动脉系统血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用超声检查技术对其进行监测可为临床评估患者术后肝功能情况提供依据。

目的 观察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与靶向治疗药相结合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我院收治的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60例,均采用TACE治疗,其中37例术后口服索拉非尼（400 mg,2次/d）,根据不良反应调整用量,定期复查腹部CT。根据mRECIST标准进行疗效评价,观察患者的肿瘤进展时间和总生存期,并记录索拉非尼不良反应和TACE前后的肝功能变化。结果 37例应用TACE联合索拉非尼治疗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3±0.98）m,显著长于23例单纯TACE治疗组[（7.3±1.20）m,P=0.001],肿瘤进展时间为（7.5±1.21）m,显著长于单纯TACE治疗组[（5±0.62）m,P=0.001];在随访结束时,联合治疗组疾病控制率为48.6%,显著高于单纯TACE组的17.4%（P<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有无联合应用索拉非尼、有无门脉癌栓、是否抗病毒治疗是显著影响生存时间的风险因素;索拉非尼治疗主要的相关不良反应为手足皮肤反应。结论 TACE联合索拉非尼治疗可延长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疾病进展时间及总生存期,安全性好。

目的 探讨吡菲尼酮对牛血清蛋白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的影响。方法 雄性Wistar大鼠30只被随机分为3组,给予模型组腹腔注射牛血清白蛋白,正常对照组接受等量的生理盐水腹腔注射,治疗组在腹腔注射牛血清白蛋白5 w后,按200 mg·kg^-1·d^-1灌胃给药吡菲尼酮,治疗4 w后处死试验动物,留取肝脏组织,行HE和Masson染色,观察肝脏病理学改变,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Smad6蛋白表达。结果 与模型组比,吡菲尼酮治疗组肝组织纤维化S3 和S4期病变较模型组明显减少,炎症细胞浸润明显减少,胶原纤维间隔缩小,着色变浅;模型组肝组织Smad6相对表达量为（108.2±33.6）,显著低于吡菲尼酮治疗组[（329.4±39.2）,P<0.05]。结论 吡菲尼酮可抑制牛血清蛋白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其机制与通过上调Smad 6蛋白表达有关。

目的 观察转化生长因子βI型受体（TβRI）反义RNA联合TIMP-1反义RNA对实验性肝纤维化的影响。方法 构建TβRI和TIMP-1反义RNA真核细胞表达质粒,共同导入实验性肝纤维化大鼠体内;应用免疫印记技术检测实验大鼠肝组织TIMP-1、TβRI和MMP-13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正常对照组、反义TβRI组、反义TIMP-1组、联合治疗组、空质粒组和模型组动物肝组织TIMP-1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23.6±2.8）、（57.96±3.8）、（62.3±2.8）、（34.2±2.8）、（279.2±29.8）和（287.3±23.7）,TβRI蛋白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56.2±2.7）、（70.5.±1.8）、（77.0±1.7）、（60.6±2.2）、（232.0±19.4）和（241.0±18.3）,MMP-13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7.84±2.3）、（36.2±3.7）、（41.3±2.4）、（28.6±2.0）,（127.3±1.2）和（118.5±2.5）,与正常对照组及空质粒组比,反义TβRI组、联合治疗组和反义TIMP-1组TβRI、TIMP-1和MMP-13蛋白表达明显减少(P<0.05),但空质粒组与模型组比无显著性差异。结论 TβRI和TIMP-1反义RNA能有效抑制TβRI、TIMP-1和MMP-13蛋白表达,两者联合应用可产生叠加效应。

目的 探讨HBV感染者外周血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IF）、IL-17和IL-10水平变化的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60例慢性无症状HBV携带者、60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60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60例肝癌患者和50例健康对照者空腹血清,采用 ELISA法检测血清MIF、IL-17和IL-10水平;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清HBV DNA载量;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肝功能指标。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1.9±1.4）ng/ml]比,ASC组、CHB组、LC组和HCC组外周血MIF水平均显著升高[分别为（5.7±2.8）ng/ml、（10.5±4.1）ng/ml、（17.7±7.4）ng/ml、（19.8±9.9）ng/ml,P<0.01],其中HCC组最高,ASC组最低;与健康对照组[（4.4±2.2）ng/ml]比,ASC组、CHB组、LC组和HCC组外周血IL-17水平均显著升高[分别为（8.6±4.3）ng/ml、（20.7±6.6）ng/ml、（23.4±15.1）ng/ml、（16.0±8.7）ng/ml,P<0.01或P<0.05],其中LC组最高,ASC组最低;与健康对照组[（12.9±4.6）ng/ml]比,ASC组、CHB组、LC组和HCC组外周血IL-10水平均显著升高[分别为（237.2±72.9）ng/ml、（184.68±59.0）ng/ml、（356.6±150.8）ng/ml、（287.9±88.8）ng/ml,P<0.01],其中LC组最高,CHB组最低。结论 MIF、IL-17和IL-10在慢性HBV感染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检测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可作为评估慢性乙型肝炎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目的 探讨不同病毒载量乙型肝炎病毒（HBV）携带者外周血T细胞亚群的变化。方法 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86例慢性HBV携带者和22例正常人外周血T细胞CD3⁺、CD4⁺和CD8⁺细胞亚群;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HBV DNA载量。结果 血清HBV DNA 低载量HBV携带者外周血CD3⁺和CD4⁺细胞百分比分别为（65.6±12.5）%和（32.1±9.5）%,HBV阴性组分别为（63.8±13.3）%和（31.6±11.3%）,均显著低于正常人[分别为（72.1±5.0）%和（39.1±5.3）%,P<0.05];HBV DNA 低载量组CD8⁺细胞百分比为（25.8±7.1）%,与正常人的（27.6±4.3）%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HBV DNA高载量组外周血CD3⁺、CD8⁺细胞百分比分别为（73.2±9.5）%、（30.0±8.5）%,CD4⁺细胞为（37.6±6.4）%,与正常人比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随着血清HBV DNA载量的升高,HBV携带者T淋巴细胞亚群处于接近正常水平,其发生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分布特点。方法 2011年8月至2013年8月我院收治的50例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常规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结果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CD3⁺CD4⁺T、CD3⁺CD8⁺T、CD3⁺CD4⁺ T/CD3⁺CD8⁺T、CD19⁺B、CD5⁺CD19⁺B、CD5⁺CD19⁺B/CD19⁺B细胞比率分别为（46.952±21.107）%、（33.288±11.308）%、（1.592±0.356）%、（13.510±5.536）%、（8.448±6.089）%、（0.776±0.652）%,均显著高于正常人[（64.739±7.615）%、（25.245±3.076）%、（1.421±0.178）%、（9.940±1.207）%、（2.840±0.915）%、（0.294±0.100）%,P<0.05];AIH患者肝功能指标异常、免疫球蛋白升高,肝组织炎症活动指数升高;AIH患者外周血CD3⁺CD4⁺T、CD3⁺CD8⁺T比率与肝功能指标ALT、AST或HAI评分呈显著的正相关（P<0.05）,但与ALP、γ-GT、TBIL、DBIL无相关性（P>0.05）;B淋巴细胞亚群CD5⁺CD19⁺B细胞比率与肝功能指标中ALT、AST或HAI评分、血清lgG呈显著的正相关（P<0.05）,但与ALP、γ-GT、TBIL、DBIL、lgM、lgA无相关性（P>0.05）。结论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发生了明显的异常。

目的 比较特利加压素与托拉塞米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并发肝肾综合征（HRS）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在62例失代偿期肝硬化并发HRS患者中,30例接受托拉塞米治疗,32例在此基础上加用特利加压素治疗,两组均应用7 d。结果 特利加压素治疗患者腹胀、恶心、呕吐、乏力、纳差及腹水较托拉塞米治疗患者明显好转（P<0.05）;托拉塞米治疗患者治疗后尿量（938.4±281.9 ml/24 h）较治疗前（721.0±225.7 ml/24 h）明显增多（P<0.05）,但血尿素氮（18.2±6.5 mmol/L 对 16.1±5.7 mmol/L）、血清肌酐（235.4±86.9μmol/L 对217.2±75.1μmol/L）及腹围（95.2±5.4 cm对 94.3±5.3 cm）等指标变化无显著性差异（P>0.05）;特利加压素治疗患者治疗后尿量（2161.0±693.6 ml/24 h）、血尿素氮（10.4±4.2 mmol/L）、血清肌酐（128.6±64.2μmol/L）及腹围（90.5±4.6 cm）等指标较治疗前（分别为730.6±228.5ml/24 h, 18.0±6.1 mmol/L,238.1±87.7μmol/L和95.1±5.7 cm）明显改善（P<0.05）,且尿量增多（730.6±228.5ml/24 h）,较托拉塞米组患者治疗后（938.4±281.9 ml/24 h）更为显著（P<0.05）;在观察30 d内,特利加压素治疗患者病死率（37.5%）明显低于托拉塞米组（63.3%,P<0.05）。结论 特利加压素可明显改善失代偿期肝硬化并发HRS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肾功能指标,降低近期病死率。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联合C-反应蛋白（CRP）检测在肝硬化并发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采用免疫发光法和免疫荧光干式定量法检测42例肝硬化并发SBP患者、45例肝硬化未并发SBP患者和40例慢性肝炎患者血清PCT、CRP水平。比较各组血清PCT、CRP水平单一及联合检测诊断SBP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 肝硬化并发SBP患者血清PCT和CRP水平分别为（1.78±0.84） ng/mI和（27.54±9.38） mg/L,明显高于肝硬化未并发SBP组[（0.06±0.03） ng/mI和（6.71±3.62）mg/L和慢性肝炎组（0.05±0.02） ng/mI和（5.82±3.10） mg/L,P<0.05],而肝硬化未并发SBP组与慢性肝炎组比较,两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PCT联合CRP检测诊断SBP的敏感性（90.9%）和特异性（95.3%）明显高于PCT或CRP单一检测（分别为81.0%和82.2%和68.2%和72.2%,P<0.05）。结论 PCT联合CRP检测可明显提高肝硬化并发SBP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值得进一步临床验证。

目的 探讨左旋门冬氨酸鸟氨酸联合纳洛酮治疗肝性脑病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80例肝性脑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40例采用综合治疗加用左旋门冬氨酸鸟氨酸治疗,治疗组40例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纳洛酮治疗。两组患者均治疗10 d。结果 经过临床治疗后,对照组有13例（32.5%）患者在24 h内神志清醒,血氨恢复正常,16例（40%）患者在48 h内神志明显改善,血氨水平呈下降趋势,11例（27.5%）患者病情无明显改善;治疗组有21例（52.5%）患者在24 h内神志恢复,血氨恢复正常,15例（37.5%）患者在48 h内神志改善,血氨水平呈下降趋势,4例（10.0%）患者无明显改善。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死亡病例。两组疗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神志恢复时间为（36.5±6.4） h,明显短于对照组的（48.1±7.3）h,数字连接时间为（49.8±10.3）s,明显短于对照组的（61.6±11.9）s（P<0.05）;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变化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左旋门冬氨酸鸟氨酸联合纳洛酮治疗肝性脑病患者能够缩短患者神志恢复时间。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联合增强扫描在肝脏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对38例肝细胞癌、26例肝血管瘤、20例肝转移瘤行磁共振DWI联合增强扫描检查,比较各组ADC值和诊断准确率。结果 肝细胞癌ADC值[（1.18±0.23）×10^-3mm²/s]与肝转移瘤ADC值[（1.24±0.27）×10^-3mm²/s]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它们均明显低于肝血管瘤ADC值[（1.65±0.31）×10-3mm2/s,P<0.05];DWI联合MR增强扫描诊断肝血管瘤的准确率（100.0%）明显高于肝细胞癌（92.1%）或肝转移瘤（85.0%,P<0.05）。结论 MR DWI在肝脏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结合MR增强扫描可明显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目的 探讨在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中应用奥沙利铂联合表柔比星治疗晚期肝癌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78例晚期肝癌患者被分成两组,39例对照组在行TACE介入时应用奥沙利铂与吉西他滨治疗,39例观察组则应用奥沙利铂联合表柔比星治疗。两组患者均完成4个周期治疗,并于第4周期治疗完成后观察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84.6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4.10%（x²=25.19,P<0.05）。在治疗4周期后,观察组死亡1例,对照组死亡2例; 观察组治疗前血清IL-2、TNF-α和IFN-γ水平分别为（52.9±6.1）μg/ml、（44.2±9.7） U/ml和（15.0±2.2） U/ml,治疗后则升高至（72.0±11.6） μg/ml、（65.6±13.2）U/ml和（26.1±5.9） U/ml （P<0.05）,对照组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有类似变化,但治疗后升高不及观察组明显;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3.59%,明显低于对照组71.79%（x²=26.22,P<0.05）。结论 相比奥沙利铂联合吉西他滨而言,奥沙利铂联合表柔比星治疗晚期肝癌患者能提高临床疗效,且不良反应少。

肝豆状核变性的临床表现具有异质性,早期诊断较难,容易漏诊。尽管肝豆状核变性是一种遗传代谢性疾病,但若能早期诊断,根据患者的临床特点制定治疗方案,治疗效果较佳,长期预后较好。妊娠、儿童、急性肝衰竭等特殊人群的治疗仍是临床医生关注的热点问题。

内质网应激（ERS）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内质网中出现错误折叠或未折叠蛋白在腔内聚集以及钙离子平衡紊乱的状态。ERS与各种肝病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因此对ERS进行干预将对肝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机会。本文介绍了ERS引起的未折叠蛋白反应及其干预药物在肝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可能提供的新的靶点。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移植是治疗肝硬化和肝衰竭的重要方式。MSCs修复肝损伤的机制主要有三种：干细胞分化为肝细胞样细胞,旁分泌作用和免疫调节功能及膜微粒（microvesicles,MVs)介导的信号传递。目前的研究表明,MVs介导的RNAs传递在组织修复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MVs移植可能成为修复肝损伤的一种新方式。本文重点介绍了移植入肝脏的MSCs可能的作用机制和MVs的生物治疗潜力。

肝纤维化（Hepatic fibrosis,HF）是肝脏对于各种慢性刺激损伤进行自我修复的一种病理过程,具有修复和损伤双重性并最终可能发展为肝硬化、肝功能衰竭,甚至肝癌。如何延缓、停止、逆转肝纤维化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肝纤维化是一个复杂的病变过程,由多种细胞因子及多条细胞信号传导通路共同控制。深入研究各信号通路的发生机制,可望寻找到有效的干预途径,以达到防治肝纤维化的目的。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严重影响人类健康。该病病情进展较快、病死率高。如果能在患者发生ACLF之前,及时将其筛选并获得诊断,进行必要的干预和治疗,将对患者预后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肝衰竭前期患者的研究。由于对疾病定义存在差异,国外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学者将慢性乙型肝炎严重急性发作定义为肝衰竭前期,而我国大陆也有学者尝试着制定了三种不同的慢加急性肝衰竭前期诊断标准。本文主要就ACLF前期概念及诊疗进展进行讨论。

丙型肝炎病毒（HCV）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全长约9.6 kb,开放读框区编码结构蛋白和非结构蛋白。全球HCV感染率约为3%,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在献血者中进行HCV筛查是防控丙型肝炎病毒传播的最有效手段。目前,检测HCV感染的方法主要包括抗HCV抗体检测、HCV抗原检测、HCV抗原-抗体联合检测、胶体金法快速检测、HCV分子核酸检测等。抗体检测应用最早,但窗口期较长;抗原检测能缩短窗口期,敏感性高,但易受到体内因素的干扰而影响检测结果。一些快速检测方法不需要任何设备,且简便易行,但其敏感性较差。分子检测使用的HCV RNA扩增技术（NAT）是目前最敏感的检测技术,能大大缩短窗口期,但其检测成本较为昂贵。各检测方法各有其优缺点。目前,血液中心采用至少两种不同试剂检测抗HCV以进行血液的安全筛查。

核苷和核苷酸类药物 （NAs） 已成功用于慢性乙型肝炎 （CHB）治疗。目前一致认为,乙型肝炎病毒（HBV） 复制是肝损伤和疾病进展的关键因素,因此CHB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持续抑制HBV复制。现已证明,应用NAs长期治疗CHB可明显改善肝脏组织学、逆转肝纤维化或肝硬化,以及减少肝细胞癌的发生。本文对CHB长期治疗的必要性、临床获益及管理进行了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