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多数肝硬化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主要以蛋白质-热量营养不良为主。同时,由于肝硬化患者存在门静脉高压,导致胃肠道淤血水肿、腹水、肠道细菌过度生长、消化道出血、继发性感染等并发症,上述多种因素使得营养物质的摄入减少、吸收障碍、丢失过多,导致代谢紊乱加重,增加发生并发症和死亡风险。因而,在治疗肝硬化的过程中,营养支持占据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阐述肝硬化患者的营养评价和饮食管理研究进展。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肝脏疾病进展甚至癌变的重要病因。HBV的完整生命周期依赖于宿主细胞,因此囊括了抑制病毒进入、破坏病毒核酸稳定性和增强宿主对HBV免疫反应等的靶向宿主细胞抗病毒(host-targeting antiviral,HTA)治疗方案颇有前景。本文综述了通过靶向作用于宿主和宿主因子,从而达到抗病毒作用的药物研发进展,以期为后续抗病毒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选择手段。

目的 人工智能(AI)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医学领域中,AI也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本文主要就应用AI技术在肝脏疾病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旨在提高临床医生对AI诊疗技术的认识,从而为肝病的诊治提供更为有效的决策手段。本文还对AI技术在未来肝脏疾病诊治领域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目的 探讨超声造影(CEUS)鉴别肝细胞癌(HCC)与肝血管瘤(HH)的影像学特点。方法 2020年1月～2021年12月我院收治的肝占位性病变患者95例,经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HCC者51例和HH者44例。所有患者均接受CEUS检查,比较两组常规超声表现及CEUS检测的增始时间(AT)、达峰时间(TTP)、峰值增强强度、增强速率和50％倾斜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指标判断肝占位性病变性质的的效能。结果 常规超声检查HCC病灶表现为边界清晰、高回声、形态规则和内部回声均匀占比分别为19.6%、21.6%、17.7%和13.7%,显著低于HH病灶(分别为68.2%、65.9%、72.7%和75.0%,P<0.05),HCC病灶Ⅱ级和Ⅲ级血流信号分别为68.6%和17.7%,显著高于HH病灶的11.4%和4.6%(P<0.05);动脉相HCC病灶呈明显快速增强,肿瘤组织呈现高回声,HH病灶动脉相早期发生周边环状或斑点状强化,中心无强化,门静脉相和实质相呈向心性充填式增强,实质相肿瘤呈强回声,实质相后期肿瘤回声减弱,呈自周边向中心充填式增强;HCC组AT为(14.6±4.5)s,显著长于HH组【(11.4±3.3)s,P<0.05】,TTP为(36.8±9.7)s,显著短于HH组【(44.2±11.6) s,P<0.05】,峰值增强强度和50％倾斜率为(8.8±2.5)和(0.4±0.2),显著低于HH组【分别为(12.5±3.6)和(0.9±0.4),P<0.05】,增强速率为(0.8±0.3),显著高于HH组【(0.6±0.2),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联合AT、TTP、峰值增强强度、增强速率和50％倾斜率诊断肝占位性病变性质的灵敏度为92.5％,特异度为77.4％。结论 采用CEUS检查可帮助临床鉴别HCC与HH病灶,值得临床应用研究。

目的 探讨应用达格列净联合利拉鲁肽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合并2型糖尿病(T2MD)患者的短期疗效。方法 2017年9月～2020年10月我院收治的60例NAFLD合并T2MD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30例和对照组,均常规接受生活方式干预和二甲双胍口服控制血糖,在此基础上给予对照组利拉鲁肽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达格列净口服,两组均持续治疗观察3个月。常规检测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 (2h PG)、糖化血红蛋白 (HbA1c)及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 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水平;使用自动免疫分析仪检测空腹胰岛素(Fins)和餐后2 h胰岛素(2hIns)水平,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使用Fibrotouch检测肝脏脂肪受控衰减参数(CAP)。结果 在治疗3个月末,观察FPG、2hPG和HbA1水平分别为(5.8±0.7)mmol/L、(6.9±0.8)mmol/L和(6.3±0.9)%,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6.6±0.6)mmol/L、(7.7±0.7)mmol/L和(7.2±1.0)%,P＜0.05】;观察组血清Fins、2hIns和HOMA-IR水平分别为(9.8±1.2)mIU/L、(20.2±1.7)mIU/L和(2.6±0.4)%,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1.9±1.1)mmol/L、(24.8±1.6)mmol/L和(3.2±0.5)%,P＜0.05】;观察组血清TG水平为(2.6±0.4) m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3.0±0.3)mmol/L,P＜0.05】,血清HDL-C水平为(1.6±0.2) mmol/L,显著高于对照组【(1.2±0.3)mmol/L,P＜0.05】,CAP为(249.2±7.5)dB/m,显著低于对照组【(264.7±8.6)dB/m,P＜0.05】;观察组血清AST水平为(39.9±3.8)U/L,显著低于对照组【(44.9±4.2)U/L,P＜0.05】。结论 应用达格列净联合利拉鲁肽治疗NAFLD合并T2MD患者可取得短期疗效,帮助有效控制血糖和血脂水平,减轻胰岛素抵抗,改善肝功能,显示出良好的疾病治疗前景。

目的 肝衰竭是由各种因素导致的肝脏合成、解毒、代谢和生物转化等功能的严重损害。肝衰竭病因多样,预后极差,病死率极高。如何客观地评估肝衰竭的严重程度,提供适时的治疗方案非常重要。肝衰竭发病机制复杂,病情进展快,影响预后因素多,目前对肝衰竭患者预后研究成为一大热点。除了临床上应用较多的MELD评分、CTP评分、SOFA评分等外,许多肝衰竭预后评价体系和新的预后标记物被发现和挖掘。本文对肝衰竭预后评估的模型和评分进行了综述和介绍。

目的 分析体检人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流行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2018年1月～2020年1月我院体检中心接受体检人群1742例,排除干扰因素后,纳入485例,经超声检查诊断NAFLD者78例,非NAFLD者407例。使用CT扫描仪测量腹腔内脏脂肪面积(VAT)和腹壁皮下脂肪面积(SAT)。检测空腹血糖(FPG)等生化指标。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AFLD发病的影响因素。结果 NAFLD组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血症患病率分别为29.5%、35.9%和51.3%,显著高于非NAFLD组(分别为18.7%、23.8%和23.6%,P<0.05),BMI、腰围和臀围分别为(25.1±1.)kg/m²、(90.4±6.3)cm和(101.3±8.4)cm,显著高于非NAFLD组【分别为(22.4±1.1)kg/m²、(81.6±5.7)cm和(95.7±6.2)cm,P<0.05】;血清TG、LDL-C和VAT分别为(2.9±0.3)mmol/L、(3.7±0.4)mmol/L和(146.3±12.1)cm²,显著高于非NAFLD组【分别为(1.6±0.2)mmol/L、(3.1±0.2)mmol/L和(70.5±4.6)cm²,P<0.05】;血清ALT、FPG和UA水平分别为(56.6±11.7)u/L、(5.8±0.7)mmol/L和(387.8±36.3)μmol/L,均显著高于非NAFLD组【分别为(32.4±3.1)u/L、(5.1±0.4)mmol/L和(313.6±51.4)μmol/L,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增高、VAT增大、合并高血压、血清TG、LDL-C、ALT和UA水平升高是患NAFLD的独立风险因素,而血清HDL-C水平升高则是NAFLD的保护因素。结论 体检人群NAFLD检查率较高,而一些体质、血清和影像学检查指标可以提示疾病的存在而需要进一步明确诊断和干预。

目的 比较应用甘草酸二胺与复方甘草酸苷治疗环磷酰胺所致的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的效果。方法 2018年7月～2021年1月南通市肿瘤医院就诊的因应用环磷酰胺抗肿瘤治疗诱发的DILI患者97例,随机分为对照组47例和研究组50例,分别接受复方甘草酸苷或甘草酸二铵治疗,观察6个月。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检测血清丙二醛(MDA)、还原型谷胱甘肽(GSH)、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晚期蛋白氧化产物(APOPs);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一氧化氮(NO)和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IF)。结果 在6个月治疗结束时,研究组血清总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谷氨酰转肽酶水平分别为(12.3±1.5)μmol/L、(34.9±9.5)U/L和(36.9±8.8)U/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1.7±3.1)μmol/L、(75.3±18.2)U/L和(74.2±15.2)U/L,P＜0.01】;研究组血清TNF-α、IL-6和MIF水平分别为(4.1±0.8)ng/ml、(17.6±5.3)pg/ml和(6.0±0.5)ng/m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5.9±1.2)ng/ml、(28.8±6.1)pg/ml和(10.7±0.9)ng/mL,P＜0.01】;研究组血清丙二醛和APOPs水平分别为(4.3±0.7)μmol/L和(2.4±0.2)μ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6.4±1.2)μmol/L和(4.3±0.5)μmol/L,P＜0.01】,而血清SOD和GSH水平分别为(83.6±7.9)U/L和(7.6±1.5)μmol/L,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75.2±9.2)U/L和(6.4±1.2)μmol/L,P＜0.01】;在随访1年结束时,97例肿瘤患者死亡25例(25.8%)。结论 相比于复方甘草酸苷治疗环磷酰胺所致DILI患者,甘草酸二铵治疗更有助于改善炎症因子,促进肝功能恢复。

目的 分析比较应用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联合利巴韦林(RBV)抗病毒治疗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的疗效。方法 2017年2月～2020年4月我院收治的102例CHC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50例和观察组52例,分别给予利巴韦林(RBV)联合普通α-2b干扰素治疗或应用RBV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治疗6个月。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清HCV RNA载量,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结果 观察组治疗结束时病毒学应答率(ETVR)为88.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2.0%(P＜0.05),持续病毒学应答率(SVR)为82.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2.0%(P＜0.05);在治疗结束时,观察组血清ALT水平为(36.8±4.1)U/L,显著低于对照组【(61.5±4.3)U/L,P＜0.05】,血清AST水平为(38.4±3.4)U/L,显著低于对照组【(51.6±3.6)U/L,P＜0.05】;在治疗4 w、12 w和24 w,观察组血清HCV RNA水平分别为(4.6±1.2)Ig IU/mL、(4.1±1.1)Ig IU/mL和 (3.6±0.9)Ig IU/m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5.1±1.1)Ig IU/mL、(4.7±1.2)Ig IU/mL和(4.2±1.0)Ig IU/mL,P＜0.05】;在治疗结束时,观察组外周血CD3⁺细胞百分比为(73.8±7.5)%,显著高于对照组【(65.6±6.9)%,P＜0.05】,CD4⁺细胞百分比为(49.5±6.3)%,显著高于对照组【(34.8±5.8)%,P＜0.05】,而CD8⁺细胞百分比为(17.6±3.8)%,显著低于对照组【(25.9±4.6)%,P＜0.05】,CD4⁺/CD8⁺细胞比值为(1.0±0.2),显著低于对照组【(1.4±0.3),P＜0.05】。结论 应用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联合RBV抗病毒治疗CHC患者疗效尚可,在不能应用直接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继续应用标准疗法仍可获得一定的抗病毒治疗效果。

目的 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肝细胞癌(HCC)的主要致病因素。因缺乏早期症状,大部分HCC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因此预后不良。早诊断、早治疗是肝癌诊治的重要环节,现有的监测方法似乎不能显著提高肝癌的检出率。研究证实,维生素K缺失或拮抗剂-II诱导的蛋白质(PIVKA-II)有利于肝癌的早期诊断,本文对此进行了文献复习和综述。

目的 探讨应用剪切波弹性成像(SWE)技术联合多参数评估肝硬化患者并发食管静脉曲张(EV)的价值。方法 2018年3月～2021年3月我院收治的肝硬化患者89例,接受胃镜检查,了解EV发生情况,采用SWE技术检测脾脏杨氏模量最大值(Emax)和杨氏模量平均值(Emean),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肝脏门静脉直径(PVD)、脾脏厚径(ST)、脾脏长径(SD)和脾静脉直径(SVD),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析各参数诊断肝硬化患者并发EV的效能。结果 经胃镜检查发现,本组89例肝硬化患者并发EV者53例;EV组在Child-Pugh分级、白蛋白、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血小板计数和有腹水的比率等方面与非EV组比,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EV组Emax和Emean分别为(55.9±10.5)kPa和(38.9±9.2)kPa,显著大于非EV组【分别为(45.2±7.3)kPa和(29.3±6.7)kPa,P<0.05】,PVD、ST、SD和SVD分别为(13.6±2.1)mm、(48.0±9.4)mm、(149.1±27.1)mm和(10.1±1.9)mm,均显著大于非EV组【分别为(11.5±1.8)mm、(36.9±8.7)mm、(119.8±24.9)mm和(7.8±1.7)mm,P<0.05】;分别以Emax、Emean、PVD、ST、SD和SVD为53.2 kPa、33.6 kPa、11.9 mm、43.8 mm、136.5 mm和8.9 mm为截断点,其诊断肝硬化并发EV的AUC分别为0.84、0.83、0.73、0.80、0.67和0.82,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6.0%和88.9%、75.5%和77.8%、79.3%和61.1%、77.4%和72.2%、58.5%和69.4%、77.4%和80.6%。结论 应用SWE技术测量脾脏Emax和Emean可用于肝硬化患者并发EV的诊断,对帮助判断病情,及时予以预防处理。

目的 探讨应用注射用谷胱甘肽联合硫普罗宁治疗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的疗效。方法 2019年12月～2022年8月我院诊治的DILI患者72例,被随机分为对照组36例和观察组36例,分别给予硫普罗宁治疗或谷胱甘肽联合硫普罗宁治疗2～4 w。采用黄嘌呤氧化法检测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检测血清丙二醛(MDA)水平,采用二硫基双硝基苯甲酸法检测血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水平,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人血红素氧合酶1(HO-1)、白细胞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IL-1β水平。结果 在治疗4周末,观察组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40.6±11.5)U/L和(31.0±2.6)U/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64.6±13.9)U/L和(63.7±15.3)U/L, P＜0.05】,而两组血清总胆红素和GGT水平无显著性相差【分别为(16.8±3.9)μmol/L和(59.2±13.3)U/L对(20.2±4.2)μmol/L和(60.8±14.7)U/L,P>0.05】;观察组血清SOD、GSH-Px和HO-1水平分别为(82.4±12.7)U/L、(99.8±16.6)U/L和(256.7±20.8)U/L,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75.6±10.9)U/L、(80.6±15.4)U/L和(197.5±24.9)U/L,P＜0.05】,而血清MDA水平为(5.1±0.8)μ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6.2±1.3)μmol/L,P＜0.05】;观察组血清IL-6、TNF-α、IL-1β和CRP水平分别为(5.1±1.7)pg/mL、(4.4±1.7)pg/mL、(11.2±4.1)ng/mL和(3.9±2.0)m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9.7±1.1)pg/mL、(10.2±1.8)pg/mL、(25.3±4.8)ng/mL和(13.6±2.9)mg/L,P＜0.05】。结论 应用注射用谷胱甘肽联合硫普罗宁治疗DILI患者可有效改善肝功能水平,可能与其抑制了机体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有关,值得临床进一步观察。

目的 探讨采用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2D-SWE)技术检查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不同取值方法获得的肝脏弹性模量值诊断肝纤维化的效能差异。方法 2019年10月～2022年6月我院诊治的72例CHB患者,行肝活检,根据Scheuer评分将肝纤维化程度分为S0～S4,以Scheuer评分≥S2为显著性肝纤维化。使用Supersonic Aixplorer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行2D-SWE检查,分别以5次测量的中位数(方法一)或均值(方法二)为最终检查值。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两种取值方法获得的弹性模量值诊断CHB患者肝纤维化和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效能。结果 根据Scheuer评分,肝组织学检查发现肝纤维化S0/S1期31例、S2期19例、S3期12例和S4期10例,其中S2～S4期显著性肝纤维化41例;取值方法一检测的S0/S1、S2、S3和S4期肝脏弹性模量值分别为(6.1±1.2)kPa、(8.1±1.1)kPa、(11.5±1.8)kPa和(20.9±2.5)kPa,与取值方法二检测的(6.0±1.1)kPa、(8.3±1.2)kPa、(11.6±1.5)kPa和(21.1±2.8)kPa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种取值方法检测的肝脏弹性模量值均与肝纤维化呈正相关(r=0.427,P<0.05;r=0.442,P<0.05);以方法一检测的肝脏弹性模量值为6.04 kPa或以方法二检测的6.14 kPa为截断点,它们诊断肝纤维化的AUC分别为0.938和0.956(P>0.05);以方法一检测的肝脏弹性模量值为8.12 kPa或方法二检测的8.25kPa为截断点,它们诊断显著性肝纤维化的AUC分别为0.973和0.968(P>0.05)。结论 以5次测量肝脏弹性模量值的中位数或均值作为2D-SWE检测的最终检查值诊断CHB患者肝纤维化的效能相当。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患者血清miR-183-5p和miR-96-5p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2019年11月～2022年1月我院诊治的NAFLD患者62例和同期性别和年龄相匹配且无过量饮酒史的健康体检者80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检测血清miR-183-5p和miR-96-5p水平,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AFLD发生的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AUC)评估指标诊断严重脂肪性肝病的效能。结果 NAFLD患者BMI、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空腹血糖(FPG)和血脂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P＜0.05),血清miR-183-5p和miR-96-5p水平分别为(0.8±0.2)和(1.2±0.3),显著低于健康人【分别为(1.4±0.4)和(2.3±0.6),P＜0.05】; 17例重度NAFLD患者血清miR-183-5p和miR-96-5p水平分别为(0.4±0.1)和(0.8±0.2),显著低于21例中度患者【分别为(0.8±0.2)和(1.2±0.3),P＜0.05】或24例轻度患者【分别为(1.1±0.3)和(1.5±0.4),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HOMA-IR、FPG、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血清miR-183-5p和miR-96-5p低水平是NAFL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应用血清miR-183-5p和miR-96-5p联合检测评估重度NAFLD发生的AUC为0.821,显著高于两项指标单独评估的0.713或0.718(P＜0.05),其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77.4%、76.5%和77.8%。结论 NAFLD患者血清miR-183-5p和miR-96-5p呈低水平,其水平越低,可能预示着肝内脂肪变程度越重,即它们的血清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可作为诊断和评估病情的分子标志物,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总结采用内镜下曲张静脉套扎术(EVL)联合奥美拉唑和奥曲肽治疗肝硬化并发食管静脉曲张出血(EVB)患者的短期止血效果。方法 2018年1月～2021年1月我院收治的60例肝硬化并发EVB患者,其中30例对照组应用奥美拉唑和奥曲肽治疗,另30例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EVL治疗。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门静脉和脾静脉血管内径、血流速度和血流量,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胃泌素(GAS)和胰高血糖素(GLC)水平,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Ⅲ型前胶原氨基末端肽(PIIINP)水平。结果 在治疗后1 w,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6.8%(P<0.05);观察组急诊止血率为93.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3.3%(P<0.05),早期和迟发再出血发生率率分别为10.0%和3.3%,均显著低于对照组(33.3%和20.0%,P<0.05);观察组门静脉平均血流速度和血流量分别为(14.2±2.3)cm/s和(1224.6±173.2)mL/min,均显著大于对照组【分别为(12.1±1.6)cm/s和(1030.7±164.5)mL/min,P<0.05】,脾静脉平均血流速度和血流量分别为(14.4±1.9)cm/s和(934.6±185.3)mL/min,均显著大于对照组【(12.3±1.7)cm/s和(731.3±172.4)mL/min,P<0.05】;观察组血清PIIINP、GAS和GLC水平分别为(173.6±19.5)μg/L、(69.7±9.6)ng/L和(52.3±7.1)n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02.8±23.1)μg/L、(91.4±12.3)ng/L和(62.4±8.3)ng/L,P<0.05】;在EVL术后发生咽部不适6例,胸骨后疼痛6例,吞咽困难1例,腹胀腹痛2例,恶心呕吐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53.3%。结论 采用EVL联合奥美拉唑和奥曲肽治疗肝硬化并发EVB患者具有较好的短期止血效果,且改善了门静脉和脾静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具有一定的安全性。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肝硬化、肝癌和肝移植的重要原因。全球成年人患病率约为25％,且呈现上升趋势。大量的研究表明甲状腺激素(TH)在肝脏脂质代谢和胰岛素抵抗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甲状腺激素受体激动剂有望成为治疗NAFLD的新型药物。本文就甲状腺激素与NAFLD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肝硬化是由一种或多种病理性因素长期反复作用于机体而造成的非常严重的慢性进行性肝脏疾病,而肝巨噬细胞被认为是肝脏损伤和修复的重要介质。本文综述了不同表型的肝巨噬细胞在肝硬化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叙述了肝巨噬细胞极化对肝脏疾病的重要影响。

目的 急性重症酒精性肝炎患者肝窦存在致密胶原沉积,阻力增加阻碍了血液流经肝窦,窦性压力增加,门静脉血流不畅,门静脉向肝窦的灌注显著减少,此时就启动了肝动脉缓冲效应,后者可以抵消肝脏灌注的两个主要血管肝动脉或门静脉中任何一个的流量减少,维持肝脏总血流量在一个生理范围内,使肝脏灌注(肝动脉和门静脉血流之和)恢复正常。双功能多普勒超声可以无创评估肝脏血流动力学和定量肝动脉缓冲效应。因此,肝动脉缓冲效应可能成为诊断急性重症酒精性肝炎的重要检测方法之一。

目的 分析超声衰减参数(UAP)诊断体检人群脂肪肝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020年11月～2020年12月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体检中心体检人群,除常规血生化检测和腹部超声检查外,还接受iLivTouch检查超声衰减参数(UAP)和肝脏硬度测量(LSM)。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UAP或UAP联合其他指标诊断脂肪肝的效能。 结果 在308例体检人群中,发现健康人56例,脂肪肝患者252例。男性脂肪肝患者远多于女性(P<0.001),而两组年龄无统计学差异(P>0.05);脂肪肝组血清HDL水平显著低于健康人组,而BMI、血清TG、TC、LDL、VLDL、ALT、AST、Cr、UA、GLU和UAP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人组(P<0.05);BMI、ALT和UA为影响UAP的独立因素;UAP诊断脂肪肝的截断点为251.35dB/m,其AUC为0.856,敏感度为0.710,特异度为0.839;UAP联合BMI和ALT诊断脂肪肝的AUC为0.920,显著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 结论 使用iLivTouch检查可诊断脂肪肝,结合BMI和血生化指标可能更有助于诊断。

目的 随着生物制剂在临床逐步广泛的应用,由此导致的乙型肝炎病毒(HBV )再激活越来越受关注。HBV再激活的患者可发生肝衰竭,甚至导致死亡。对有HBV再激活发生风险的人群进行筛查、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和监测, 已经成为各大指南的共识。本文就在应用生物制剂治疗过程中HBV再激活的发生风险分层、发生机制和预防性抗病毒治疗药物应用等作一综述。

目的 探讨在斑马鱼异种移植模型(zPDX)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同源异形基因D簇反义核糖核酸1(lncRNA HOXD-AS1)对肝细胞癌(HCC)细胞的调控作用。方法 在HepG2、Hep3B和Huh7细胞,分别敲低HOXD-AS1和微小RNA(miRNA)miR-130a-3p,检测细胞HOXD-AS1水平变化,使用CCK-8检测细胞增殖,使用Transwell法检测细胞迁移能力,建立zPDX模型。结果 HepG2、Hep3B和Huh7细胞HOXD-AS1相对水平分别为正常LO2细胞的65.6±5.7(P<0.01)、4.6±0.5(P<0.01)和23.4±1.0(P<0.001)倍;在Hep3B细胞,敲低HOXD-AS1后每视野细胞数为49.6±3.9,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21.8±63.3(P<0.01);在zPDX,代表增殖的CM-DiI阳性信号为对照组的56.0±12.0%(P<0.01),代表迁移的CM-DiI阳性信号为对照组的49.0±8.9%(P<0.05);在Huh7细胞,敲低HOXD-AS1后Huh7细胞每视野细胞数为54.2±15.2,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26.8±26.3(P<0.01);在zPDX,代表增殖的CM-DiI阳性信号为对照组的46.5±16.8%(P<0.01),代表迁移的CM-DiI阳性信号为对照组的41.9±10.2%(P<0.01);在Huh7细胞,下调miR-130a-3p后每视野细胞数为39.0±9.2,显著大于对照组的24.4±7.2(P<0.001);在zPDX,代表迁移的CM-DiI阳性细胞显著增加,为对照组的187.8±42.7%(P<0.05);将si1-HOXD-AS1和miR-130a-3p抑制剂共转染Huh7细胞,共转染组、si1-HOXD-AS1组和NC组每视野细胞数分别为78.2±15.3、39.3±9.5和79.4±18.3,差异显著(P<0.01);在zPDX,si1-HOXD-AS1组和共转染组CM-DiI阳性细胞分别为NC组的48.9±13.5%(P<0.05)和109.4±24.9(P>0.05)。结论 本研究在体外和体内证明了HOXD-AS1/miR-130a-3p ceRNA网络对HCC细胞的影响,zPDX可用于肿瘤细胞实验研究。

目的 比较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PMAS)治疗肝衰竭患者应用甲磺酸萘莫司他(NM)与肝素(HP)抗凝的效果和安全性差异。方法 2022年4月～2023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诊治的肝衰竭患者49例,在接受DPMAS治疗过程中,均分别交叉接受一次NM或HP抗凝,监测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凝血酶原时间(PT),计算凝血酶原时间活动度(PTA)。结果 在98例次DPMAS治疗过程中,97例次顺利完成治疗,1次HP组因抗凝不足发生严重堵管导致治疗中断;NM组抗凝良好率为75.5%,显著高于HP组的28.6%,抗凝过量率为2.0%,显著低于HP组的67.3%(P<0.05);治疗后,NM组PTA和APTT分别为20.5(13.8,38.0)%和83.3(55.9,138.8)s,与HP组【分别为19.5(14.6,31.5)%和400.0(303.3,400.0)s】比,差异显著(P<0.05);NM组血清TBIL、ALB和血小板计数分别为(279.7±99.5)μmol/L、(24.4±4.2)g/L和59.5(42.5, 119.0) ×10⁹/L,与HP组【分别为(271.7±98.1)μmol/L、23.3(21.4,26.6)g/L和83.8±65.9×10⁹/L】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治疗后24 h内,HP组出现颈内静脉置管处渗血1例,NM组出现跨膜压和静脉压短时间内上升或机器频繁发生凝血警报2例。结论 在行DPMAS治疗过程中,应用NM抗凝效果较HP更佳,安全性更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一种癌症免疫治疗药物,通过改善肿瘤周围免疫微环境而达到抗肿瘤目的。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类型,疾病晚期的治疗效果差。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晚期肝细胞癌具有一定的疗效。本文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晚期肝细胞癌应用的作用机制、治疗进展和不良事件作一综述。

目的 探讨影响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发生肝硬化的因素。方法 2010～2016年我科住院的CHB患者135例,均接受肝活检,并随访5(7,11)年。随访结束时,临床诊断肝硬化。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并建立预测模型,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诊断效能。结果 入组时肝组织学检查显示,非肝纤维化组81例,显著纤维化组54例;随访结束时,临床诊断非肝硬化组111例,肝硬化组24例(来自无纤维化组7例,来自显著肝纤维化组17例);非肝硬化组与肝硬化组年龄、是否抗病毒治疗、血清HBV DNA、血小板计数(PLT)、血浆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INR)、部分活化的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INR(P=0.010,OR=369.352)、APTT(P=0.001,OR=1.169)、RDW(P=0.035,OR=1.402)、PLT(P=0.018,OR=0.989)、年龄(P=0.024,OR=1.052)、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比值,P=0.044,OR=0.983)和抗病毒与否(P=0.000,OR=7.600)为肝硬化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建立预测模型为Logit(P)= -17.407+0.528×INR+0.161×APTT+0.079×年龄+2.401×抗病毒与否(否=0,是=1)。该综合模型预测肝硬化发生的AUC为0.872,其敏感度为91.7%,特异度为75.7%。结论 研究CHB患者发生肝硬化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早期阻断病情发展,而年龄和抗病毒治疗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