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组织相关专家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2018 更新版)》进行了修订,更名为《代谢相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2024 年版)》,对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筛查和监测、诊断和评估、治疗和随访等临床问题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目的 探讨肝细胞癌(HCC)发生进展过程中功能富集通路和关键基因表达。方法 从基因表达数据库(GEO)下载HBV感染不同阶段和正常对照肝脏转录组数据,构建基因网络并使用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将基因分类为不同的模块,对相关模块中的基因进行富集分析。应用GEO数据集进一步验证重要基因水平。结果 共6145个组间差异基因参与构建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被分为9个模块,进一步描绘了从肝脏早期病变到肿瘤的进化轨迹,从正常组织到癌组织过程中的细胞增殖、DNA损伤修复和细胞衰老相关通路线性激活;随疾病进展,脂质代谢和凝血等肝脏功能相关通路逐渐受到抑制;在肿瘤发生前,慢性炎症期免疫相关通路被激活,后期逐渐趋向于抑制状态;共鉴定出3个重要衰老相关基因,即CCNA2、UBE2C和ANAPC1,并在外部数据集验证了这3个基因水平变化;进一步分析显示上述3个基因水平与肝癌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P<0.05)。结论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我们初步确定了肝癌发生和进展过程中潜在途径和重要参与基因,为诊断和治疗干预提供了潜在的靶标。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也称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肝内胆汁淤积性疾病。熊去氧胆酸(UDCA)是目前治疗PBC的一线药物,可改善生化学指标,延缓疾病进程。但仍有30～40%患者对UDCA应答差,此类患者被称为难治性PBC,其肝硬化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针对该类患者的早期预警、治疗和预后评估仍是目前一大难题。本文主要综述了难治性PBC的临床特征、影响因素、治疗药物和预后相关的研究进展,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难治性PBC的认识。

目的 分析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和载脂蛋白E(ApoE)基因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CHB)发病的关系。方法 2021年4月～2024年4月我院诊治的79例CHB患者和100例慢性HBV携带者,采用直接测序法检测外周血HLA基因多态性,采用PCR法检测ApoE基因多重等位基因,根据文献进行基因分型。结果 CHB患者HLA-DQA1*0102和HLA-DRB1*15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13.9%和5.7%,显著低于HBV携带者的25.0%和14.5%,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HLA-DQA1*0501、HLA-DQB1*0301、HLA-DRB1*03和HLA-DRB1*07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20.3%、31.7%、9.5%和15.8%,均显著高于HBV携带者的12.5%、20.5%、4.0%和7.5%,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CHB患者ApoE基因ε2/3基因型和ε2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15.2%和8.2%,显著高于HBV携带者的5.0%和3.0%,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CHB发病可能与HLA和ApoE基因多态性有关,携带HLA-DQA1*0102和HLA-DRB1*15等位基因可能对CHB的发生起抵制作用,而携带HLA-DQA1*0501、HLA-DQB1*0301、HLA-DRB1*03和HLA-DRB1*07等位基因或ApoE ε2等位基因可能起促进作用。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总结肝脏血管瘤(HH)灰阶超声、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CDFI)和超声造影(CEUS)检查表现特征,以评估超声检查的诊断价值。方法 2022年1月～2024年8月荆门市人民医院诊治的62例HH患者,均接受灰阶超声、CDFI和CEUS检查及HH切除术治疗。 结果 本组62例HH均顺利完成肿瘤切除术,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海绵状血管瘤44例,硬化性血管瘤7例,血管内皮细胞瘤6例和毛细血管瘤5例;超声观察到本组HH病灶大小为1.5～84 cm,平均为(4.6±1.3)cm,病灶呈现不规则的边缘和非球形的外形。病变区域可表现为回声增强或回声分布不均匀;CDFI检查病灶可表现为斑点状的短柱形血流信号,血管瘤内部及其周围组织出现血流现象;CEUS检查显示肝内病灶稍高回声结节,在动脉期呈结节样环状高强度增强,随后造影剂廓清或表现为肝内稍高回声结节,在门脉期和延迟期见造影剂逐渐向中心填充,呈高强度增强。 结论 使用灰阶超声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比较容易诊断HH。对于难以确定的病灶,可以采取CEUS检查帮助进一步明确诊断。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肝纤维化与不良结局密切相关。早期干预肝纤维化进程有望改善疾病预后。肝穿刺活检是诊断肝纤维化分期的主要手段,但由于其侵入性、取样不一致和评估存在主观因素等,限制了该方法的广泛应用。近期涌现出一批新兴的无创性技术用于评估NAFLD患者肝纤维化,提高了检测便利性和重复性,本文就此展开了综述。

目的 分析肝脏局灶性结节性增生(FNH)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超声、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表现。方法 2020年3月～2023年3月我院诊治的FNH患者96例,均接受超声、CT和MRI检查,经穿刺活检或手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结果 在96例FNH患者中,19例(19.8%)有上腹部饱胀不适,8例(8.3%)有乙型肝炎,95例(99.0%)血清甲胎蛋白(AFP)阴性,1例(1.0%)轻度升高,14例(14.6%)血清谷丙转氨酶(ALT)和谷草转氨酶(AST)轻度升高;病理学检查诊断经典型86例(89.6%)和非经典型10例(10.4%);超声检查病灶边界清楚,大多表现为低回声区,57例病灶内见丰富的血流信号;CT扫描可见病灶呈稍低密度或等密度结节,密度均匀,与周围肝实质分界清楚。增强扫描动脉期见病灶呈均匀强化83例,动脉期无强化13例;在38例接受MRI检查的患者,病灶表现为T1WI呈等信号或低信号,T2WI呈等信号或高信号,边界均清楚,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均明显强化,门静脉期病灶呈等或略高信号,延迟期强化减低。结论 大多数FNH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穿刺活检或直接手术可能是当下最可能的选择。

目的 p65作为NF-κB家族重要的转录因子,在肝细胞癌进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索p65对HepG2细胞脂代谢调控的影响。方法 应用数据库分析p65表达与HCC患者预后的关系。采用ChIP-seq和RNA-seq技术,采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探究HepG2细胞p65 DNA结合谱,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p65对HepG2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实时定量PCR法(qRT-PCR)和免疫印记(Western blot,WB)法验证p65对脂代谢途径关键基因及其蛋白表达的影响,采用流式细胞术和共聚焦显微镜检测p65对HepG2细胞脂代谢的影响。结果 对UCSC Xena和GEPIA数据库分析显示,HCC癌组织p65常呈高表达,并与不良预后相关;与对照组比,敲低p65抑制HepG2细胞增殖,而过表达p65则促进HepG2细胞增殖;对ChIP-seq和RNA-seq数据综合分析共得到了205个共同基因,且富集在代谢途径中的基因最多,其中脂代谢相关关键基因包括ACSM2A、ACSM2B、ACSM3、ACSM5和HMGCS2等;p65敲低后ACSM5和HMGCS2 mRNA及其蛋白表达均显著降低,而p65过表达后ACSM5和HMGCS2 mRNA及其蛋白表达均显著升高;p65敲低能促进HepG2细胞脂质积累,而p65过表达则抑制HepG2细胞脂质的积累。结论 p65通过上调ACSM5和HMGCS2表达调控脂质代谢,促进HepG2细胞增殖。这一发现为揭示p65调控肝细胞癌细胞脂质代谢的机制提供了研究线索。

目的 分析总结一组细菌性肝脓肿(BLA)患者的临床特征及病原菌分布情况。方法 2020年1月～2023年4月我院诊治的BLA患者60例,给予抗生素抗感染和脓腔穿刺抽脓或置管引流治疗。常规进行脓液培养和细菌分离鉴定。 结果 60例BLA患者基础疾病包括糖尿病和高血压,常见表现包括食欲下降、黄疸、腹膜炎、高热、寒战、腹痛、恶心呕吐及肝区叩痛;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而血红蛋白和白蛋白水平降低;脓肿位于肝左叶、右叶、左右叶和左右叶交界处分别占26.7%、58.3%、8.3%和6.7%,脓肿直径为(3.6±0.9)cm;共分离出致病菌89株,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为41株(46.1%)、18株(20.2%)和13株(14.6%);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耐药率为100.0%,对7种抗生素耐药率为30.0%以上,而对另外9种抗生素耐药率在30%以下,18株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耐药率最高,对13种抗生素耐药率在30.0%以上,对另外3种抗生素耐药率在30.0%以下;经治疗13～28(15.2±3.6)d,本组60例BLA患者痊愈53例(88.3%),另有7例(11.7%)患者脓肿迁延,经多次治疗愈。结论 本组BLA患者存在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较多,好发于肝右叶,主要致病菌为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经抗感染联合经皮肝穿刺引流治疗可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目的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治疗肿瘤患者方面占据重要地位,随之而来的不良反应也不可忽视,其中胆管损伤发病较为罕见,但后者一旦发生,对免疫抑制治疗不敏感,而需要个体化治疗。本文介绍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胆管损伤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生化指标、临床表现、病理学和影像学表现及治疗管理方面的研究进展,为临床处理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CT(MSCT)扫描肝血管瘤(HH)形态及增强扫描参数变化。方法 2021年1月～2023年12月我院收治的HH患者110例,均接受MSCT平扫和增强扫描检查,将原始数据上传至工作站,手绘处理,应用3D软件计算血供指标。结果 在110例HH患者中,MSCT平扫发现152个病灶,其中单发病灶占61.8%,多发病灶占38.2%;肝右叶占68.4%,肝左叶占31.6%; 80.3%病灶表现为(类)圆形,边缘清晰,19.7%边缘不规则;肿瘤直径<10 cm占84.2%,超过10 cm占15.8%;94.7%为低密度影,5.3%为高密度影;动脉期病灶边缘或中心呈斑点或结节状均匀或不均匀强化占83.6%,强化不明显占16.4%;门脉期病灶呈低密度强化占77.6%,无强化占22.4%;延迟期在门脉期无强化的34病灶中有18个(52.9%)表现出强化,剩余16个(47.1%)仍无强化;≥10 cm的HH瘤体容积为(318.4±53.1) cm³,强化容积为(52.0±9.1)cm³,均显著大于＜10 cm的HH【分别为(131.7±25.8)cm³和(38.4±7.9)cm³,P＜0.05】,而强化比率为(16.3±4.6)%,显著小于＜10 cm的HH【(29.1±12.0)%,P＜0.05】。结论 使用MSCT检查可明确HH形态和动态强化特征,对于临床评估病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肝豆状核变性(HLD)是由于ATP7B基因突变导致细胞内铜转运功能障碍,从而引起铜过度蓄积在各器官而导致的疾病。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改善HLD患者的预后,减少残疾和早期死亡。目前,治疗方法主要包括低铜饮食、药物治疗和肝移植。但低铜饮食并不能显著减少肠道上皮细胞铜吸收量且过度限制会造成正常组织细胞营养吸收障碍。现有的药物治疗方案经常面临患者依从性差、神经系统症状恶化等问题。肝移植的开展常因供体器官的短缺和终身免疫抑制治疗的需求而受限,而新疗法,如新型药物制剂、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给HLD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肝细胞癌(HCC)具有复杂的生物学特性、高度的异质性和免疫抑制肿瘤微环境,预后差。代谢重编程(MR)是肿瘤细胞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脂质MR已成为HCC生长和转移的重要机制。本文综述了常见的脂质及其代谢相关分子与HCC发生、发展的关系,以期为HCC的治疗提供新的分子靶点。

目的 探讨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和腹部CT检测术前评估胆囊结石合并胆囊炎患者手术难度的价值。方法 2022年1月～2024年6月我院收治的胆囊结石合并胆囊炎患者102例,所有患者均接受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治疗,术前行MRCP和腹部CT检查。参考LC手术难度评分与分级标准评估手术难度,根据影像学检查胆囊动脉和胆囊管走形和显示清晰度进行评分。结果 在102例胆囊结石合并胆囊炎患者中,胆囊动脉走形为Ⅰa型81例,Ⅰb型9例,Ⅱa型5例和Ⅱb型7例。胆囊动脉走形正常81例(79.4%),走形变异21例(20.6%);胆囊管走形正常85例(83.3%),走形变异17例(16.7%);24例术前评估手术困难组胆囊动脉显示评分和胆囊管显示评分分别为(1.3±0.3)分和(1.4±0.3)分,均显著低于78例手术简单组【分别为(1.6±0.3)分和(1.7±0.3)分,P＜0.05】,而胆囊壁厚度、胆囊容积和结石直径分别为(10.1±2.3)mm、(53.2±8.3)mm³和(18.2±3.3)mm,均显著大于简单组【分别为(7.5±2.1)mm、(46.4±7.1)mm³和(14.4±5.1)mm,P＜0.05】。结论 使用MRCP和腹部CT检查可以清晰地显示胆囊结石合并胆囊炎患者胆囊动脉和胆囊管走形及其与周围组织的解剖结构关系,对帮助评估手术难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五脂胶囊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患者的短期疗效。方法 2021年5月～2024年12月我院收治的120例NASH患者,被随机分为对照组60例和观察组60例,分别给予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静脉滴注治疗或在此基础上加用五脂胶囊口服治疗8周。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III型前胶原(PC-III)、层粘连蛋白(LN)、IV型胶原(IV-C)和透明质酸(HA)水平,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皮质醇(COR)、还原型谷胱甘肽(GSH)、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丙二醛(MDA),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白介素-6(IL-6)、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使用Fibrotouch行肝脏硬度检测(LSM)和受控衰减参数(CAP)检测。结果 在治疗8 w末,观察者血清ALT、AST和GGT水平分别为(38.9±2.7)U/L、(31.8±5.0)U/L和(46.7±3.8)U/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57.1±6.9)U/L、(43.7±6.9)U/L和(70.1±6.2)U/L,P＜0.05】;观察组血清HA、PC-III和IV-C水平分别为(132.3±21.8)ng/mL、(85.2±17.0)mg/L和(34.6±5.0)μ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81.9±20.6)ng/mL、(122.4±15.3)mg/L和(65.8±7.2)μg/L,P＜0.05】;观察组血清COR和MDA水平分别为(231.7±23.6)nmol/L和(1.9±0.7)μ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390.7±30.5)nmol/L和(5.0±1.2)μmol/L,P＜0.05】,而血清GSH和SOD水平分别为(85.1±9.8)mg/L和(187.3±19.2)U/m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49.6±7.4)mg/L和(151.2±14.3)U/ml,P＜0.05】;观察组CAP为(271.9±17.6)db/m,显著低于对照组【(287.2±25.1)db/m,P＜0.05】,血清细胞因子水平也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五酯胶囊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NASH患者可获得较好的短期临床疗效,可能与减轻了机体氧化应激和细胞因子反应有关。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血清精氨酸酶-1(Arg-1)水平和载脂蛋白B/载脂蛋白A1(ApoB/ApoA1)比值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2021年2月～2023年12月江苏大学附属高淳医院诊治的69例NAFLD患者和50例健康人,NAFLD患者均接受肝活检,根据NAFLD 活动度积分(NAS)系统诊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和肝纤维化,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Arg-1水平,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ApoB和ApoA1水平,计算ApoB/ApoA1比值。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诊断效能。结果 在69例NAFLD患者中,肝组织学检查诊断单纯性脂肪肝(SFL)23例,NASH 32例(其中18例伴有肝纤维化)和脂肪性肝炎肝硬化14例;肝硬化组血清Arg-1水平和ApoB/ApoA1比值分别为(5.7±1.4)ng/ml和(1.0±0.2),均显著高于NASH组[分别为(4.6±1.2)ng/ml和(0.8±0.1),P<0.05]或SFL组[分别为(3.1±1.0)ng/ml和(0.7±0.1),P<0.05]或健康人组[(1.5±0.4)ng/ml和(0.5±0.1),P<0.05];伴有肝纤维化的NASH组血清Arg-1水平和ApoB/ApoA1比值分别为(5.5±1.2)ng/ml和(0.9±0.2),均显著高于NASH组[分别为(3.4±1.0)ng/ml和(0.7±0.1),P<0.05];联合血清Arg-1和ApoB/ApoA1比值诊断伴有肝纤维化的NASH的AUC为0.960(95%CI:0.893～1.000),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4.4%和92.9%,显著优于单个指标评估(P<0.05)。结论 NAFLD患者血清Arg-1水平和ApoB/ApoA1比值显著升高提示NASH的存在,并可能伴有肝纤维化,需要及时干预,值得临床深入研究。

目的 探讨蒽环类药物化学治疗乳腺癌术后患者引起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临床特征。 方法 2020年5月～2023年5月我院诊治的I期/ II期乳腺癌术后患者155例,均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观察DILI发生和临床分型情况,并给予降酶或/和退黄处理。结果 本组乳腺癌患者在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过程中,发生DILI 92例(59.4%),其中肝细胞损伤型57例,胆汁淤积型25例和混合型10例;DILI组患者年龄为(45.6±7.2)岁,显著大于未发生DILI组【(40.5±8.5)岁,P<0.05】,体质指数为(26.2±2.2)kg/m²,显著大于未发生DILI组【(23.0±2.4)kg/m²,P<0.05】,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和II期肿瘤占比分别为25.0%、17.4%、18.5%和52.2%,显著高于未发生DILI组的6.3%、4.8%、4.8%和31.7%(P<0.05);在DILI发生后,经调整抗肿瘤治疗方案及给予甘草酸类降酶和熊去氧胆酸退黄处理,各型DILI患者血生化指标均得以恢复,继续接受后续化疗治疗和随访。结论 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乳腺癌术后患者发生DILI比较常见,但经积极护肝处理,预后良好,需要及时监测。

目的 探讨FibroTouch^©和CT定量检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人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效能。 方法 2022年1月～2024年1月我院收治的NAFLD患者150例,均行肝穿刺活检、FibroTouch^©和CT定量检查。FibroTouch^©检测肝脏受控衰减参数(CAP)和肝脏硬度检测(LSM),CT定量检测内脏脂肪组织面积(VAT)、皮下脂肪组织面积(SAT)、肝/脾CT值和腹部脂肪总面积(TAT)。以Kappa值分析两种方法与肝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的一致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指标的诊断效能。结果 肝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单纯性脂肪肝(SFL)109例和NASH 41例;以肝组织学诊断为金标准,FibroTouch^©与肝组织病理学诊断的Kappa值为0.743,一致性较高,其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7.8%、89.9%、89.3%、76.6%和95.2%,而CT定量检查诊断分别为85.4%、87.2%、86.7%、71.4%和94.1%;NASH组CAP、LSM和TAT分别为(303.5±12.7)db/m、(11.1±2.9)kPa和(473.1±80.5)cm²,均显著高于SFL组【分别为(269.4±17.2)db/m、(6.4±1.6)kPa和(358.1±72.0)cm²,P＜0.05】,而肝/脾CT值为(0.4±0.1),显著低于SFL组【(0.8±0.2),P＜0.05】;经ROC曲线分析显示,CAP、LSM、肝/脾CT值和TAT诊断NASH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61、0.864、0.803和0.851,均有很好的诊断效能(P＜0.05)。 结论 FibroTouch^©和CT定量检查指标自NAFLD人群中筛选NASH患者具有很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目的 研究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诊断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患者的效能。方法 2020年7月～2022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接受体检的人群,常规检测血清指标,计算AIP。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诊断效能。结果 在4988名体检人群中,发现MAFLD患者1589例(32.4%);MAFLD组血脂水平显著高于无MAFLD组,其中AIP为0.2(0.0～0.4),显著高于无MAFLD组【0.1(0.1～0.3),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IP、TG、HDL、LDL和TC均为影响MAFLD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分析显示AIP诊断MAFLD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85,显著高于甘油三酯(0.764)、高密度脂蛋白(0.750)、低密度脂蛋白(0.568)或总胆固醇(0.552)诊断;采用DeLong检验,AIP诊断女性MAFLD 的AUC值显著高于诊断男性(0.817对0.714),AIP诊断<45岁人群MAFLD的 AUC值也显著高于诊断≥45岁人群(0.825对0.742,P<0.001)。 结论 应用AIP诊断MAFLD简单易行,可作为初步筛查方法用于判别脂肪肝人群,值得进一步验证。

目的 探讨FibroTouch检测参数诊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效能。方法 2022年3月～2023年3月我院诊治的149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均接受肝活检,使用FibroTouch行肝脏硬度检测(LSM)和受控衰减参数(CAP)。应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影响NASH发生的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指标的诊断效能。结果 经组织病理学检查,在本组149例NAFLD患者中,发现NASH患者45例(30.2%)和单纯性脂肪肝(SFL)患者104例(69.8%);NASH组体质指数(BMI)、γ-谷氨酰转肽酶(GGT)、碱性磷酸酶(ALP)、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分别为(29.7±1.8)kg/m²、(82.6±25.7)U/L、(107.4±10.5)U/L、(74.2±16.0)U/L、(65.6±11.1)U/L和(4.2±0.9)mmol/L,均显著高于SFL组【分别为(25.6±1.5)kg/m²、(50.3±19.4)U/L、(82.5±8.5)U/L、(28.9±15.2)U/L、(21.2±12.4)U/L和(3.1±0.8)mmol/L,P<0.05】;NASH组CAP和LSM分别为(304.0±19.6)db/m和(13.1±2.1)kPa,均显著大于SFL组【分别为(263.9±15.4)db/m和(8.2±1.6)kPa,P＜0.05】;多因素Logistics逐步回归分析显示CAP和LSM是NASH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以CAP等于303.7 db/m和LSM等于12.9 kPa为截断点,其联合诊断NASH的AUC为0.901,敏感度为96.8%,特异度为82.5%。结论 联合应用CAP和LSM在NAFLD人群中筛选NASH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可为临床处理提供重要的依据。

目的 探讨应用预后营养指数(PNI)和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预测乙型肝炎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HBV-ACLF)患者预后的效能。方法 在过去8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诊治的HBV-ACLF患者308例,常规检测和治疗,计算PNI和SII。应用二元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应用ROC曲线评估指标预测预后的效能。 结果 经过1～3个月治疗,本组患者生存192例(62.3%),死亡116例(37.7%);两组性别占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死亡患者年龄显著大于生存患者(P＜0.05);死亡组PT或INR和血清TBIL水平显著长于或大于生存组(P＜0.05);死亡组腹水、感染、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和肝肾综合征发生率显著大于生存组(P<0.05);死亡组MELD评分和SII评分显著大于生存组(P＜0.05),而PNI评分显著小于生存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发现PLT计数、血清TBIL水平、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PNI和SII是影响HBV-ACLF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以PNI=37.77和SII=508.55为截断点,其预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3.4%和81.2%,和30.2%和88.0%。 结论 了解HBV-ACLF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早期作出临床决策,PNI是预后良好的独立保护因素,而SII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它们均有一定的预测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