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检测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1(TIMP-1)和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水平诊断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效能。方法 2019年1月～2022年6月我院收治的CHB患者73例和健康体检者50名,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MMP-1、MMP-2、TIMP-1和HIF-1α水平,CHB患者接受肝活检,以>=S2为显著性肝纤维化。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血清指标诊断肝纤维化的效能。结果 CHB组血清MMP-1水平为(9.3±2.7)μg/L,显著低于对照组【(12.7±3.3)μg/L,P<0.05】,而血清MMP-2、TIMP-1和HIF-1α水平分别为(387.2±54.2)mg/L、(296.3±72.9)μg/L和(68.9±11.3)μg/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251.6±33.5)mg/L、(142.2±23.6)μg/L和(35.1±7.6)μg/L,P<0.05】;经肝穿刺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在73例CHB患者中发现肝纤维化S0～S1期18例、S2期22例、S3期19例和S4期14例;S4期患者血清MMP-1水平为(6.3±1.8)μg/L,而血清MMP-2、TIMP-1和HIF-1α水平分别为(516.7±39.2)mg/L、(373.6±55.4)μg/L和(96.8±10.8)μg/L,S3期患者血清MMP-1水平为(7.9±2.2)μg/L,而血清MMP-2、TIMP-1和HIF-1α水平分别为(482.5±48.3)mg/L、(324.7±59.6)μg/L和(87.5±13.9)μg/L,与S0～S1期或S2期比,差异显著(P<0.05);经ROC分析,血清MMP-1、MMP-2、TIMP-1和HIF-1α水平诊断CHB患者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截断点分别为10.9 μg/L、309.4 mg/L、212.3 μg/L和54.1 μg/L,其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35(0.752～0.918)、0.948(0.917～0.979)、0.955(0.928～0.982)和0.919(0.877～0.961),以血清TIMP-1和HIF-1α水平诊断效能较优。 结论 检测CHB患者血清TIMP-1和HIF-1α或/和MMP-1水平可以帮助筛查显著性肝纤维化,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目的 探讨恩替卡韦(ETV)联合多烯磷脂酰胆碱(PPC)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患者的疗效。方法 2021年5月～2023年6月我院收治的CHB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94例,其中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患者61例(对照组),合并NASH患者33例(观察组),分别给予恩替卡韦(ETV)治疗或ETV联合PPC治疗,观察6个月。常规检测血生化、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透明质酸(HA)、Ⅲ型前胶原(PCⅢ)、Ⅳ型胶原(ⅣC)和层黏蛋白(LN),使用Fibroscan行肝硬度检测(LSM)和受控衰减参数(CAP)。结果 在治疗6个月末,观察组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37.1±4.6)U/L和(34.5±3.8)U/L,显著低于治疗前【分别为(80.8±16.4)U/L和(62.7±12.8)U/L,P<0.05】,两组血清HBV DNA均转阴;两组血清TC、TG、LDL-C、HDL-C和HOMA-IR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血清PCⅢ和HA水平分别为(109.5±13.7)ng/mL和(101.3±12.7)ng/m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36.4±17.1)ng/mL和(138.5±17.3)ng/mL,P<0.05】;观察组CAP值为(255.8±26.9)dB/m,显著低于对照组【(269.4±30.1)dB/m,P<0.05】。 结论 应用ETV联合PPC治疗CHB合并NASH患者可显著促进肝功能指标恢复,降低肝纤维化指标,改善肝脂肪变,值得深入研究。

目的 探讨接受核苷(酸)类似物(NAs)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发生低病毒血症(LLV)的危险因素。 方法 2021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诊治的CHB患者98例,其中25例接受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TAF)、43例接受恩替卡韦片(ETV)和30例接受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治疗。纳入患者至少完成24周抗病毒治疗。采用Taqman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清HBV DNA载量,使用HISCL-5000高敏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HBsAg和HBeAg水平。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LLV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在治疗24周末,发现LLV者43例(43.9%),VR者55例(56.1%);LLV组应用ETV治疗、乙型肝炎家族史、合并脂肪肝占比、血清HBsAg和HBV DNA水平分别为60.4%、60.5%、55.8%、(4.6±0.9)lg IU/mL和(7.2±1.2)lg IU/mL,显著高于VR组【分别为30.9%、40.0%、43.6%、(3.5±0.7)lg IU/mL和(5.7±1.8)lg IU/mL,P<0.05】;在治疗12周和24周末,LLV组血清HBV DNA载量分别为(5.3±1.4)lg IU/mL和(0.5±0.3)lg IU/mL,显著高于VR组【分别为(3.4±1.1)lg IU/mL和(0.0±0.0)lg IU/mL,P<0.05】; 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乙型肝炎家族史、合并脂肪肝、基线血清HBV DNA载量和治疗过程中病毒学应答反应速度均是影响LLV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部分CHB患者在接受NAs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LLV,了解这些容易导致LLV发生的危险因素并给予及时的监测和处理,可能对提高抗病毒疗效有帮助。

目的 探讨30岁以下血清ALT正常的成人慢性HBV感染者肝组织学变化。 方法 2013年～2023年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诊治的血清ALT水平正常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成人慢性HBV感染者108例,均行肝穿刺活检。将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分级≥G2和/或纤维化分期≥S2诊断为慢性乙型肝炎(CHB),达不到诊断标准的归为病毒携带者。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肝组织显著病变的预测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下面积(AUC)分析相关指标诊断显著肝组织学病变的效能。结果 在108例HBV感染者中,发现G1S1 73例,即病毒携带者,发现G2/S2 30例和G3/S3 5例,即诊断CHB 35例;CHB患者有乙型肝炎家族史占比为65.7％,显著高于病毒携带者的13.7％(P＜0.05),CHB患者血清ALT水平和HBV DNA载量分别为(30.3±6.7)U/L和4.4(3.7,5.8)lg IU/ml,均显著高于病毒携带者【分别为(20.2±8.8)U/L和3.5(2.9,5.4) lg IU/ml,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血清ALT水平和HBV DNA载量是预测肝组织学显著病变的独立预测因素(P＜0.05);以血清ALT＝26.5 U/L和HBV DNA=3.3 lgIU/ml为截断点,其联合评估肝组织学显著病变的AUC为0.969,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8.6%和95.9%,显著优于两项指标单独评估(P＜0.05)。 结论 对于30岁以下成人血清ALT正常的慢性HBV感染者,如果血清ALT水平≥27 U/L且HBV DNA≥2000 IU/ml时,是否需要启动抗病毒治疗,值得研究。

目的 探讨应用声触诊弹性成像(STE)和声触诊弹性测量(STQ)参数联合超声评分评估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价值。方法 2020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诊治的106例CHB患者,均行肝活检病理学检查,以肝组织肝纤维化Metavir分期为F2及以上为显著性肝纤维化。分别使用STE和STQ行肝脏硬度测量(LSM),使用二维超声图像评估肝纤维化超声评分。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指标诊断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效能。结果 在106例CHB患者中,肝组织病理学检查≥F2期肝纤维化者62例,＜F2期者44例;显著性肝纤维化者LSM_STE、LSM_STQ和LSM_超声分别为(12.7±2.2)kPa、(13.3±2.3)kPa和(10.5±2.2)分,均显著大于无显著性肝纤维化者【分别为(9.2±2.1)kPa、(8.9±1.7)kPa和(7.2±1.3)分,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LSM_STE、LSM_STQ和LSM_超声诊断CHB患者显著性肝纤维化的AUC分别为0.869(95%CI为0.803～0.935)、0.809(95%CI为0.728～0.891)和0.767(95%CI为0.679～0.855),其截断点分别为11.6 kPa、11.9 kPa和8.7分,而三者联合诊断的效能显著优于单一指标诊断(其AUC为0.949,95%CI为0.912～0.986,P<0.05)。 结论 应用LSM联合诊断CHB患者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效能较高,作为无创诊断方法,值得临床进一步验证。

目的 观察应用水飞蓟素联合复方蛋氨酸胆碱治疗酒精性肝炎(AH)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对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的影响。 方法 2021年1月～2023年1月我院诊治的AH患者101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50例和观察组51例,分别给予复方蛋氨酸胆碱或复方蛋氨酸胆碱联合水飞蓟素治疗6个月。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层粘连蛋白(LN)、透明质酸(HA)、Ⅲ型前胶原N端肽(PCⅢ)和Ⅳ型胶原(Ⅳ-C),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瘦素(LEP)、脂联素(APN)和白细胞介素-18(IL-18)水平。 结果 经治疗,观察组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41.8±4.9)IU/L和(42.5±4.9)IU/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75.3±6.8)IU/L和(62.7±5.8)IU/L,P<0.05】;观察组血清HA、PCⅢ和Ⅳ-C水平分别为(103.6±13.5)μg/L、(94.2±9.8)μg/L和(75.2±8.6)μ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46.2±15.3)μg/L、(125.8±13.3)μg/L和(112.3±14.5)μg/L,P<0.05】;观察组血清PPARγ、LEP和IL-18水平分别为(231.7±26.8)pg/mL、(5.4±0.7)μg/L和(92.5±11.7)ng/m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85.3±29.4)pg/mL、(8.3±0.9)μg/L和(118.5±12.4)ng/mL,P<0.05】,而血清APN水平为(15.4±1.7)ng/L,显著高于对照组【(11.3±1.9)ng/L,P<0.05】。 结论 应用水飞蓟素联合复方蛋氨酸胆碱治疗AH患者效果较好,有利于肝功能指标恢复,可能对延缓肝纤维化进展、降低机体炎症反应和调节脂代谢有帮助。

目的 探讨体检人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检出率及其危险因素,为 NAFLD 的防治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共纳入14415名参加2022年度健康体检的人群,常规进行身高、体质量、血压检测,实验室检测包括血脂、血糖、肝功能指标,行腹部肝胆超声检查。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NAFLD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 在14415例体检者中,超声检出脂肪肝患者5016例(34.8%),其中男性检出率为47.0%,显著高于女性的21.8%(P＜0.05);NAFLD组体质指数、外周血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分别为(25.8±3.0)kg/m²、(7.0±1.7)×10⁹/L和(263.4±62.4)×10⁹/L,均显著大于非NAFLD组【分别为(21.9±2.6)kg/m²、(6.3±1.6)×10⁹/L和(253.3±55.4)×10⁹/L,P＜0.05】;NAFLD组血清ALP、GGT、TC、TG、LDLC、Glu和UA水平均显著高于非NAFLD组(P＜0.05),而血清HDLC水平显著低于非NAFLD组(P＜0.05);经二分类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MI、SBP、DBP、ALT、ALP、GGT、TC、TG、LDLC、Glu、UA、WBC和PLT计数都可能影响NAFLD发生(P ＜ 0.05),而血清HDLC则是保护因素(P＜0.05);进一步分析显示,年龄(OR=1.028)、BMI(OR=1.607)、DBP(OR=1.039)、ALP(OR=1.029)、TG(OR=2.847)、Glu(OR=2.716)和UA(OR=1.005)均是影响NAFL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而血清HDL-C水平(OR=0.054)仍是保护因素(P＜0.05)。结论 体检人群NAFLD患病率较高,肥胖、血脂和尿酸升高都可能是其发生的危险因素,应予以科学的干预和管理。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合并T2DM患者血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FGF21)和分泌型卷曲相关蛋白5(SFRP5)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2020年5月～2023年3月我院诊治的NAFLD患者101例【单纯性脂肪肝(NAFL) 64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 25例和肝硬化(LC)12例】和NAFLD合并T2DM患者81例(NAFL 58例、NASH 16例和LC 7例),检测空腹血糖(FBG)、空腹胰岛素(FINS),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FGF21和SFRP5水平。 结果 NAFLD合并T2DM患者FBG、血清FINS、HOMA-IR和血清FGF21水平分别为(8.7±1.4)mmol/L、(28.9±5.8)μIU/mL、(11.1±2.7)和(304.8±36.0)pg/mL,均显著高于NAFLD患者【分别为(5.5±1.2)mmol/L、(20.8±4.1)μIU/mL、(5.1±1.5)和(267.6±34.5)pg/mL,P＜0.05】,而血清SFRP5水平为(6.8±1.2)pg/mL,显著低于NAFLD患者【(10.3±2.2)pg/mL,P＜0.05】;NAFLD合并T2DM患者血清TC、TG、HDL-C和LDL-C水平分别为(6.7±1.0)mmol/L、(3.7±0.6)mmol/L、(1.3±0.2)mmol/L和(3.4±0.8)mmol/L,与NAFLD患者【分别为(6.2±0.9)mmol/L、(4.1±0.5)mmol/L、(1.3±0.3)mmol/L和(3.2±0.7)mmol/L】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2DM合并NAFL、合并NASH和合并肝硬化患者血清SFRP5水平分别为(7.8±1.1)pg/mL、(6.4±0.8)pg/mL和(5.1±0.7)pg/mL,显著低于NAFL、NASH和肝硬化患者【分别为(11.9±2.1)pg/mL、(9.8±1.6)pg/mL和(8.4±1.1)pg/mL,P＜0.05】,而血清FGF21水平分别为(295.6±31.2)pg/mL、(316.8±32.9)pg/mL和(353.6±36.7)pg/mL,显著高于NAFL、NASH和肝硬化患者【分别为(255.1±32.5)pg/mL、(279.5±33.4)pg/mL和(309.7±35.8)pg/mL,P＜0.05】。 结论 NAFLD合并T2DM患者血清FGF21水平显著升高,而血清SFRP5水平显著降低,可应用于对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值得深入研究。

目的 研究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诊断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患者的效能。方法 2020年7月～2022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接受体检的人群,常规检测血清指标,计算AIP。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诊断效能。结果 在4988名体检人群中,发现MAFLD患者1589例(32.4%);MAFLD组血脂水平显著高于无MAFLD组,其中AIP为0.2(0.0～0.4),显著高于无MAFLD组【0.1(0.1～0.3),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IP、TG、HDL、LDL和TC均为影响MAFLD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分析显示AIP诊断MAFLD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85,显著高于甘油三酯(0.764)、高密度脂蛋白(0.750)、低密度脂蛋白(0.568)或总胆固醇(0.552)诊断;采用DeLong检验,AIP诊断女性MAFLD 的AUC值显著高于诊断男性(0.817对0.714),AIP诊断<45岁人群MAFLD的 AUC值也显著高于诊断≥45岁人群(0.825对0.742,P<0.001)。 结论 应用AIP诊断MAFLD简单易行,可作为初步筛查方法用于判别脂肪肝人群,值得进一步验证。

目的 探讨急性表现的自身免疫性肝炎(AP-AIH)与非急性表现的自身免疫性肝炎(NAP-AIH)患者临床和肝组织病理学特征的差异,为准确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2017年10月～2022年10月我院诊治AP-AIH患者30例和NAP-AIH患者22例,常规行肝穿刺,通过医院标准化的电子病历系统搜集患者的病历资料。结果 两组年龄(54.0±14.5岁对53.4±15.0岁)和性别(男性23.3%对22.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AP-AIH组血清ALT、AST、TBIL、ALP、GGT和IgG水平分别为714.4(153,2061)U/L、590.5(147,2168)U/L、81.6(43.3,106.2)μmol/L、146.2(70.7,164)U/L、81.4(38.5,150.3)U/L和220.0(128.0,245.1)mg/L,均显著大于NAP-AIH组【分别为116.5(85,172)U/L、105.8(78,176)U/L、23.4(17.4,30.8)μmol/L、113.2(66.7,176.4)U/L、83.6(41.6,153.8)U/L和142.5(90.6,243.7)mg/L,P<0.05】;两组均接受标准的免疫抑制治疗,AP-AIH组应答率为80.0%,显著高于NAP-AIH组的54.5%(P<0.05);AP-AIH组肝组织肝细胞坏死、中重度肝细胞卵石样外观、卵石样外观区玫瑰花样结构、肝实质内浆细胞浸润和中重度界面性肝炎发生率分别为76.7%、50.0%、20.0%、33.3%和56.7%,均显著高于NAP-AIH组(分别为40.9%、22.7%、0.0%、13.6%和18.2%,P<0.05)。 结论 顾名思义,AP-AIH患者更多显示急性肝损伤的临床和组织病理学表现,对治疗应答率较高。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CD6阳性细胞百分比及其配体激活的白细胞粘附分子(ALCAM)水平变化的临床意义。方法 2020年3月～2022年3月我院收治的60例AIH患者,均接受肝活检,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PBMC CD6阳性细胞百分比,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ALCAM水平。结果 本组AIH患者临床病情轻中度42例和重度18例,肝组织学检查发现<=1级肝组织炎症48例,≥2级12例,<=1期肝纤维化44例,≥2期16例;重度AIH患者血清总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和碱性磷酸酶水平分别为(94.5±8.3)μmol/L、(215.4±17.2)U/L、(161.5±14.2)U/L和(83.6±16.3)U/L,均显著高于轻中度组【分别为(31.1±4.3)μmol/L、(58.2±9.4)U/L、(49.5±8.3)U/L和(61.6±3.5)U/L,P<0.05】;重度组PBMC CD6阳性细胞百分比、血清ALCAM、IgG和IgM水平分别为(65.4±7.8)%、(22.5±2.1)ng/mL、(18.6±2.6)mg/dL和(1.7±0.3)mg/dL,均显著大于轻中度组【分别为(36.7±4.2)%、(15.4±1.2)ng/mL、(13.7±2.3)mg/dL和(0.7±0.1)mg/dL,P<0.05】;≥2级肝组织炎症组CD6阳性细胞百分比和血清ALCAM水平分别为(71.4±8.3)%和(25.4±3.2)ng/mL,均显著大于<=1级组【分别为(36.2±4.3)%和(14.8±1.4)ng/mL,P<0.05】,≥2期肝纤维化组CD6和血清ALCAM水平分别为(69.3±7.8)%和(24.7±3.4)ng/mL,均显著大于<=1期组【分别为(36.4±4.4)%和(14.9±1.8)ng/mL,P<0.05】;应用PBMC CD6阳性细胞百分比和血清ALCAM水平预测AIH患者肝组织显著性炎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8和0.95,其敏感度分别为100.0%和91.6%,特异度分别为87.5%和97.9%,预测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曲线下面积为0.98和0.90,其敏感度分别为93.7%和75.0%,特异度分别为95.5%和100.00%。 结论 随着病情加重,AIH患者PBMC CD6阳性细胞百分比和血清ALCAM水平逐渐升高,应用这两项指标可评估肝组织炎症和纤维化严重程度,有利于指导临床决策。

目的 分析应用泼尼松与泼尼松联合硫唑嘌呤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外周血髓样抑制细胞(MDSCs)百分比、肝组织白介素-35 (IL-35)表达和血清白细胞分化抗原38(CD38)的变化。 方法 2017年3月～2020年3月我院收治的56例AIH患者被随机分为对照组28例,给予醋酸泼尼松治疗,和观察组28例,给予醋酸泼尼松联合硫唑嘌呤治疗,均连续治疗6～36个月。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IgA、IgG和IgM水平,采用散射比浊法检测血清补体C3和C4水平,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CD38水平,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MDSCs细胞百分比,取肝活检组织,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肝组织IL-35表达,半定量表示。 结果 在治疗6个月时,观察组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54.6±7.1)U/L和(50.7±6.4)U/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90.7±11.9)U/L和(79.7±12.9)U/L,P<0.05】;观察组血清IgG、IgM、C3和C4水平分别为(11.8±1.8)g/L、(2.4±0.8)g/L、(0.5±0.2)g/L和(0.2±0.1)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9.8±3.0)g/L、(3.2±0.9)g/L、(0.7±0.3)g/L和(0.3±0.1)g/L,P<0.05】;观察组外周血MDSCs和血清CD38水平分别为(0.6±0.2)%和(8.6±2.5)pg/m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0.9±0.3)%和(11.5±3.8)pg/mL,P<0.05】,观察组肝组织IL-35表达较对照组显著减弱【(0.4±0.2)对(0.6±0.1),P<0.05】。 结论 应用泼尼松联合硫唑嘌呤治疗AIH患者可有助于改善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降低血清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水平,减弱肝组织IL-35表达,其长期疗效还有待于观察。

目的 总结血清抗糖蛋白210(抗gp210)抗体阳性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患者临床特征。 方法 2017年1月～2021年1月我院诊治的PBC患者63例,其中血清抗gp210抗体阳性患者21例(观察组),血清抗线粒体抗体(AMA)或AMA-M2阳性42例(对照组)。给予所有患者熊去氧胆酸(UDCA)13～15 mg.kg^-1d^-1治疗6个月。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2(IL-2)、IL-6和IL-10水平,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IgA、IgG和IgM。 结果 观察组年龄和性别与对照组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组乏力发生率为47.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5.7%(P<0.05);治疗前,观察组血清总胆红素(TBIL)、ALT和AST水平分别为30.1(18.5,66.1)μmol/L、73(42,110)U/L和87(64,126)U/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20.1(10.4,31.5)μmol/L、53(27,90)U/L和68(53,101)U/L,P<0.05】,而血清白蛋白水平为32.2(29.8,35.2)g/L,显著低于对照组【34.6(30.4,36.8)g/L,P<0.05】;在治疗6个月后,观察组血清白蛋白水平为37.8(35.4,38.5)g/L,仍显著低于对照组【42.3(37.4,45.1)g/L,P<0.05】;治疗前,观察组血清IL-6和IL-10水平分别为12.7(5.8,11.3)pg/ml和125.1(87.4,120.6)pg/m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9.1(7.0,11.7)pg/ml和103.6(90.1,117.0)pg/ml,P<0.05】;在治疗后,观察组血清IL-2和IL-6水平分别为29.1(18.4,36.5)pg/ml和7.2(5.2,8.5)pg/m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21.0(9.7,26.3)pg/ml和5.4(4.0,6.9)pg/ml,P<0.05】,而血清IL-10水平为139.5(107.6,152.9)pg/ml,也显著低于对照组【154.8(122.7,168.2)pg/ml,P<0.05】;治疗后,观察组血清IgM、IgG和IgA水平分别为3.1(2.5,3.7)g/L、13.7(12.0,14.6)g/L和3.8(2.9,3.8)g/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2.2(1.9,2.6)g/L、11.2(10.1,13.4)g/L和2.8(2.5,3.3)g/L,P<0.05】。结论 血清抗gp210抗体阳性的PBC患者病情似乎更趋严重,对UDCA治疗应答稍差,值得临床扩大观察和研究。

目的 分析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谱和免疫检查点受体及其配体表达变化。 方法 2020年3月～2023年3月我院诊治的DILI患者62例、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35例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40例,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谱和免疫检查点受体及其配体表达。 结果 DILI组外周血活化Th细胞百分比为(14.2±3.8)%,显著高于AIH组【(9.7±2.3)%,P<0.05】或NAFLD组【(8.2±2.7)%,P<0.05】,DILI组和AIH组外周血活化TC细胞百分比分别为(31.3±9.2)%和(32.2±7.7)%,显著高于NAFLD组【(22.6±5.9)%,P<0.05】,Th9细胞百分比分别为(19.7±3.3)%和(19.2±2.8)%,显著低于NAFLD组【(25.3±5.4)%,P<0.05】,DILI组和NAFLD组外周血Th1细胞百分比分别为(52.6±12.3)%和(53.2±11.8),显著高于AIH组【(43.4±10.7)%,P<0.05】;DILI组外周血ICOS表达阳性Th细胞百分比为(5.2±1.5)%,显著高于AIH组【(3.9±1.1)%,P<0.05】或NAFLD组【(1.9±0.8),P<0.05】,而AIH组CTLA-4和PD-1表达阳性Th细胞百分比分别为(37.4±5.1)%和(15.7±2.3)%,显著高于DILI组【分别为(28.3±3.4)%和(12.8±1.9)%,P<0.05】或NAFLD组【分别为(18.2±3.2)%和(10.2±1.6)%,P<0.05】。 结论 在DILI发病的进展期间,活化的T淋巴细胞占比增加,可能参与了适应性免疫反应发病过程。了解这些现象,对阐明DILI潜在的发病机制研究可能有帮助。

目的 探讨血色病(HC)患者的临床特点,以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方法 2012年～2022年我院诊治的8例HC患者,对其临床特征、铁生化指标、腹部影像学、肝组织病理学和基因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8例患者均为男性,其中原发性血色病(HHC)3例,继发性血色病(SHC)5例;乏力、肝脾肿大和皮肤色素沉着为其常见的临床表现;5例进展至肝硬化,2例合并糖尿病,1例合并多发性关节炎;5例血清铁(ST)水平升高,8例均有不同程度转铁蛋白饱和度(TSAT)和血清铁蛋白(SF)水平升高;8例肝组织均显示铁过多沉积,腹部影像学均提示肝脏铁沉积表现;3例基因检测提示基因突变,支持HHC诊断;放血或驱铁治疗,1例病情好转,1例失访,1例死亡,5例SHC患者病情相对稳定。 结论 了解HC的临床特征,对原因不明的肝损害患者及时行肝组织和基因检测,可帮助诊断。

目的 探讨应用预后营养指数(PNI)和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预测乙型肝炎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HBV-ACLF)患者预后的效能。方法 在过去8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诊治的HBV-ACLF患者308例,常规检测和治疗,计算PNI和SII。应用二元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应用ROC曲线评估指标预测预后的效能。 结果 经过1～3个月治疗,本组患者生存192例(62.3%),死亡116例(37.7%);两组性别占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死亡患者年龄显著大于生存患者(P＜0.05);死亡组PT或INR和血清TBIL水平显著长于或大于生存组(P＜0.05);死亡组腹水、感染、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和肝肾综合征发生率显著大于生存组(P<0.05);死亡组MELD评分和SII评分显著大于生存组(P＜0.05),而PNI评分显著小于生存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发现PLT计数、血清TBIL水平、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PNI和SII是影响HBV-ACLF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以PNI=37.77和SII=508.55为截断点,其预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3.4%和81.2%,和30.2%和88.0%。 结论 了解HBV-ACLF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早期作出临床决策,PNI是预后良好的独立保护因素,而SII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它们均有一定的预测效能。

目的 初步探讨乙型肝炎肝硬化并发门静脉血栓形成(PVT)患者血清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标志物变化。方法 2018年9月～2022年10月我院诊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55例,经医院HIS系统采集病例资料,使用超声检查诊断PVT。;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髓过氧化物酶(MPO)、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和瓜氨酸组蛋白H3(CitH3)水平。 结果 经超声检查,本组发现PVT患者21例(38.2%);PVT组MELD评分、Child C级和脾切除术史占比分别为18.2(17.6,19.5)分、52.4%和42.9%,显著高于非PVT组【分别为13.2(9.3,16.8)分、14.7%和2.9%,差异显著(P<0.05);PVT组血清总胆红素、D-二聚体、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MPO、NE和CitH3水平分别为25.6(21.6,36.0)μmol/L、1095.0(532.5,2202.5)ng/ml、2.3(1.9,4.2)、42.4(20.7,78.9)ng/ml、2468.2(1344.8,5620.6) ng/ml 和79.2(44.8,126.2)ng/ml,均显著大于非PVT组【分别为18.9(16.5,28.3)μmol/L、390.0(280.0,680.0)ng/ml、1.9(1.2,2.6)、10.8(5.6,16.0)ng/ml、 623.5(241.4,1006.3)ng/ml 和28.8(10.4,39.6)ng/ml,P<0.05】,而血清白蛋白水平为(31.5 ± 5.8)g/L,显著低于非PVT组【(35.4 ± 5.8)g/L,P<0.05】。结论 脾切除手术可能诱发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发生PVT。术后,可能纠正了血细胞降低,但血清NETs标志物水平升高可能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需要密切随访,以期早期发现和处理。

目的 调查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腹腔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方法 2019年1月～2023年1月我院收治的559例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取腹水培养,采用VITEK-2 Compact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鉴定细菌种类和药敏试验。结果 在559例肝硬化患者中,腹水培养病原菌阳性119例(21.3%)119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74株(62.2%),革兰阳性球菌35株(29.4%)和酵母样真菌10株(8.4%);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耐药性为97.1%,对环丙沙星和一、二、三代头孢菌素类耐药性也大于40.0%,而对阿米卡星和厄他培南敏感,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耐药性为100.0%,对其他抗生素耐药性均低于30.0%,阴沟肠杆菌对头孢菌素类耐药性均大于30.0%,而对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和厄他培南敏感;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屎肠球菌均对青霉素的耐药性大于80.0%,而对万古霉素、替加环素和利奈唑胺敏感;酵母样真菌对常用抗真菌药物均敏感。 结论 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腹腔感染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耐药现象普遍存在,临床治疗需早期行腹水培养,选择敏感抗生素积极治疗,预后尚好。

目的 探讨恩替卡韦联合扶正化瘀片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的疗效。方法 2018年8月～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122例,被随机分为对照组61例和观察组61例,分别给予恩替卡韦或恩替卡韦联合扶正化瘀片治疗52 w。采用PCR法检测血清HBV DNA载量,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HBeAg和HBsAg水平,使用Fibroscan 502型弹性测量仪行肝脏硬度检测(LSM)。结果 在治疗52 w末,观察组血清HBV DNA转阴率为96.7%,与对照组的93.4%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血清ALT复常率为98.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5.2%(P＜0.05);观察组血清HBsAg和HBeAg水平分别为(826.1±152.6)IU/mL和(194.5±33.8)IU/m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005.3±207.5)IU/mL和(245.6±51.5)IU/mL,P＜0.05】;观察组血清ALT、AST和LSM分别为(49.6±7.3)U/L、(39.2±6.1)U/L和(9.2±2.1)kPa,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66.9±10.7)U/L、(52.8±8.7)U/L和(11.8±3.0)kPa,P＜0.05】。 结论 应用恩替卡韦联合扶正化瘀片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在抗病毒的同时能帮助改善肝功能指标,减轻肝纤维化程度,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基于索磷布韦(SOF)的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治疗代偿期丙型肝炎肝硬化(CHC-CLC)和失代偿期丙型肝炎肝硬化(CHC-DLC)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9年7月～2022年12月我科诊治的CHC-CLC患者39例和CHC-DLC患者23例,分别接受SOF联合维帕他韦(VEL)或在此联合方案的基础上加用利巴韦林治疗12 w。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检测血清HCV RNA载量,采用基因分型芯片检测HCV基因型,常规检测血常规和血生化指标,计算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血小板(PLT) 比值指数(APRI)和肝纤维化4因子指数(FIB-4),使用Fibroscan行肝硬度检测(LSM)。 结果 到治疗结束时,CHC-DLC患者死亡2例(8.7%);在生存患者中,CHC-CLC组治疗早期病毒学应答率、治疗结束应答率、持续病毒学应答率(SVR24)和SVR48分别为92.3%、100.0%、100.0%和100.0%,显著优于CHC-DLC组(分别为80.9%、100.0%、76.2%和66.7%,P<0.05);治疗后,两组均获得病毒学应答,但CHC-CLC组血小板计数和白蛋白水平分别为(140.6±26.3)×10⁹/L和(36.4±1.8)g/L,均显著高于CHC-DLC组【分别为(70.5±27.0)×10⁹/L和(33.4±2.7)g/L,P<0.05】; CHC-CLC组APRI、FIB-4和LSM分别为(1.1±0.4)、(3.0±1.0)和(13.8±2.0)kPa,均显著低于CHC-DLC组【分别为(1.7±0.7)、(5.1±1.7)和(26.2±2.5)kPa,P<0.05】。 结论 基于SOF的DAAs治疗方案治疗CHC-CLC或CHC-DLC患者具有较为理想的病毒学应答率,肝功能指标得到改善,值得临床应用。

目的 观察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治疗的肝硬化并发门静脉脉高压症患者术后肝性脊髓病(HM)的临床特征,并分析HM发病的危险因素。方法 2017年4月～2022年10月我院收治的526例接受过TIPS治疗的肝硬化并发门静脉高压症患者,随访记录术后HM发生情况,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TIPS术后HM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 在TIPS术后中位随访28(7～72)个月,发生HM者41例(7.8%),其中男性33例,女性8例,发病年龄为50(40,71)岁;并发肝性脑病(HE)34例(82.9%)、门静脉血栓13例(31.7%)、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6例(14.6%);脊髓功能受损表现为肌力下降31例(75.6%,腱反射亢进21例(51.2%)、肌张力增高23例(56.1%)、病理征阳性22例(53.7%)、主观下肢麻木2例(4.9%)、肛门括约肌功能障碍1例(2.4%);死亡23例;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HM患者1 a和3 a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2.9%和58.5%;随机选择82例未发生HM患者为对照,结果HM组年龄和MELD评分分别为(50.9±12.9)岁和(11.3±2.6)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47.0±11.3)岁和(10.1±2.1)分,P＜0.05】,HM组男性、脾切除术、发生HE、PT延长和血氨升高占比分别为80.5%、26.8%、82.9%、51.2%和92.2%,显著高于非HM组的61.0%、12.2%、47.6%、31.7%和67.1%(P＜0.05);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2.250,95%CI:1.654～3.735)、脾切除术(OR=1.840,95%CI:1.120～2.298)、血氨升高(OR=1.122,95%CI:1.054～1.605)和发生HE(OR=3.442,95%CI:2.248～6.779)是影响TIPS术后发生HM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肝硬化门静脉脉高压患者在接受TIPS术后有发生HM的风险,主要见于男性,了解风险因素并予以干预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目的 分析肝硬化性心肌病(CCM)患者的临床特点、心电图表现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2020年5月～2023年5月我院诊治的肝硬化患者89例,常规行心电图检查和心脏超声检查,测量左房内径(LAD)、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Ds)、舒张期室间隔厚度(IVSD)、左室射血分数(LVEF)和二尖瓣舒张早期峰速/晚期峰速(E/A)比值,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CM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在89例肝硬化患者中,诊断CCM者21例(23.6%);并发CCM者LAD和IVSD分别为(38.7±4.4) mm和(11.8±1.7)mm,显著大于肝硬化患者【分别为(35.3±3.9)mm和(10.0±1.5)mm,P<0.05】,而E/A比值为(0.8±0.1),显著小于肝硬化患者【(1.3±0.2,P<0.05】;并发CCM患者Q-T间期延长、ST-T改变和低电压发生率分别为76.2%、66.7%和28.6%,显著高于肝硬化患者的35.3%、30.9%和5.9%(P<0.05);并发CCM患者年龄、肝功能Child-Pugh C级、门静脉直径、血清肌酐(sCr)、PT和Hb水平与未并发CCM的肝硬化患者比,差异显著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1.54,95%CI=1.09～2.17)、肝功能Child-Pugh C级(OR=2.78,95%CI=1.18～6.56)和低水平Hb(OR=2.58,95%CI=1.29～5.14)是诱发肝硬化患者CCM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由于高动力循环状态,肝硬化患者容易并发CCM,而年龄大、肝功能状态差和低Hb血症可能是诱发因素,应特别注意观察和预防。

目的 研究肝细胞癌(HCC)患者癌组织Bcl-2相关转录因子1(BCLAF1)和T细胞因子3(TCF3)RNA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2017年1月～2022年1月我院诊治的62例HCC患者,均接受肝叶切除术治疗,取得癌组织和癌旁肝组织。术后,随访2年。常规行病理学检查,采用qRT-PCR法检测组织BCLAF1 RNA和TCF3 RNA水平。 结果 HCC患者癌组织BCLAF1 RNA和TCF3 RNA水平分别为(1.5±0.2)和(1.9± 0.3),显著高于癌旁组织【分别为(0.9±0.1)和(1.2±0.1),P<0.05】;直径>3 mm癌组织BCLAF1 RNA水平为(1.7±0.3),显著高于直径≤3 mm肿瘤【(1.3±0.2,P<0.05】;有包膜侵犯的癌组织BCLAF1 RNA水平为(1.6±0.3),显著高于无包膜侵犯肿瘤【(1.4±0.2,P<0.05】;中/低分化肿瘤BCLAF1 RNA 和TCF3 RNA水平显著高于高分化肿瘤(P<0.05);TNM分期Ⅰ期和Ⅱ期肿瘤BCLAF1 RNA和TCF3 RNA水平显著低于Ⅲ期肿瘤(P<0.05);有微血管侵犯肿瘤BCLAF1 RNA和TCF3 RNA水平分别为(1.6±0.3)和(2.0±0.3),显著高于无微血管侵犯肿瘤【分别为(1.3±0.2)和(1.7±0.3),P<0.05】;有淋巴结转移肿瘤BCLAF1 RNA和TCF3 RNA水平分别为(1.6±0.2)和(2.1±0.4),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肿瘤【分别为(1.4±0.2)和(1.7±0.3),P<0.05】; 随访2年,62例HCC患者生存38例(61.3%);死亡患者癌组织BCLAF1 RNA和TCF3 RNA水平分别为(1.7±0.3)和(2.2±0.4),显著高于生存组【分别为(1.4±0.2)和(1.7±0.3),P<0.05】。 结论 HCC患者癌组织BCLAF1和TCF3 RNA水平均呈上调趋势,并与肿瘤的恶性程度和不良预后相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分析多层螺旋CT与高场强磁共振肝脏三维容积快速扫描(LAVA)诊断肝内占位性病变性质的效能。方法 2020年5月～2023年4月我院诊治的160例肝内占位性病变患者,均行多层螺旋CT和LAVA增强扫描,以组织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计算两种方法的诊断效能。 结果 在本组160例肝内占位性病变患者中,组织病理学诊断恶性病灶87例,包括肝细胞癌(HCC)79例和肝内胆管细胞癌(ICC)8例,和良性病变73例,包括肝硬化结节46例、肝结节状再生性增生(NRHL)20例和肝脏局灶性结节性增生(FNH)7例;CT扫描诊断恶性病灶77例和良性病灶83例,其中将5例良性肿瘤诊断为恶性肿瘤,将15例恶性肿瘤诊断为良性肿瘤,LAVA增强扫描诊断恶性病灶86例和良性病变74例,其中将3例良性肿瘤诊断为恶性肿瘤,将4例恶性肿瘤诊断为良性肿瘤;CT诊断肝内占位性病变的准确率为87.5%、灵敏度为82.8%,特异度为93.2%,阳性预测值为93.5%和阴性预测值为81.9%,而LAVA增强扫描诊断则分别为95.6%、95.4%、95.9%、96.5%和94.6%,显著优于CT诊断(P＜0.05)。 结论 相较于多层螺旋CT扫描,磁共振LAVA增强可更为准确地判断肝内占位性病变的性质,值得临床深入研究。

目的 探讨肝脏占位病变患者增强磁共振成像(MRI)胆道系统图像质量的最佳翻转角(FA)。 方法 2019年7月～2023年7月我院收治的肝脏占位病变患者60例,使用飞利浦Ingenia 3.0扫描仪行钊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扫描,设置翻转角分别为9°、20°、30°、45°和60°。评估不同翻转角状态下胆道系统胆道显影、伪影、信噪比和对比噪声比的差异。 结果 在FA=45°和60°时,胆道显影评分分别为(3.4±0.9)和(3.6±1.0),均显著高于9°、20°和30°时【分别为(2.7±0.5)、(2.9±0.8)和(3.2±0.8),P<0.05】,随着翻转角的增大,胆道显影评分越来越高,即图像质量越来越好;在胆道系统客观评价方面,各FA时胆囊、肝总管、胆总管信噪比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FA=30°、45°和60°时,胆囊、左肝管、右肝管、肝总管和胆总管信噪比均显著高于 FA=9°时(P<0.05);当FA=45°时,胆囊、右肝管、肝总管平均信噪比最佳,而FA=30°时左肝管和胆总管平均信噪比最佳;各FA时胆囊、肝总管、胆总管对比信噪比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FA=30°、45°和60°时,胆囊、左肝管、右肝管、肝总管和胆总管对比信噪比均显著高于 FA=9°时(P<0.05);当FA=45°时,胆囊、右肝管、肝总管和胆总管平均对比信噪比最佳,而FA=30°时左肝管平均对比信噪比最佳。 结论 在3T延迟成像方面,GdEOB-DTPA增强扫描肝胆管T1加权成像的最佳FA为45°,这一发现可作为临床胆道MR成像的参数设置依据,以提高胆道系统成像质量。

目的 探讨超声造影(CEUS)时间-强度曲线(TIC)相关参数鉴别诊断肝细胞癌(HCC)与转移性肝癌的价值。方法 2021年3月～2023年3月我院诊治的106例肝癌患者,均接受CEUS检查,记录造影剂到达时间(AT)、达峰时间(TTP)、峰值强度(PI)和上升斜率(RS)等TIC相关参数,均进行肝穿刺组织病理学检查。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估TIC参数的鉴别诊断效能。结果 在106例肝癌患者中,经病理学检查诊断为HCC者44例(41.5%)和转移性肝癌者62例(58.5%);HCC病灶AT和PI分别为(9.1±2.2)s和(41.7±5.1)dB,均显著低于转移性肝癌病灶【分别为(13.4±2.6)s和(45.8±5.5)dB,P<0.05】,而TTP为(24.8±4.7)s,显著慢于转移性肝癌病灶【(18.9±3.4)s,P<0.05】;HCC患者血清AFP水平为(226.7±37.5)ng/mL,显著高于转移性肝癌患者【(73.1±14.6)ng/mL,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采用AT、TTP和PI联合诊断HCC的AUC为0.89(95%CI:0.83～0.96),其敏感度(Se)和特异度(Sp)分别为70.5%和95.2%,显著优于血清AFP诊断【其AUC为0.78(95%CI:0.68～0.79),其Se和Sp分别为56.8%和78.8%,P<0.05】。 结论 使用CEUS检测的TIC相关参数鉴别诊断HCC与转移性肝癌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肝细胞癌(HCC)患者癌组织甲状腺转录因子(TTF)-1、p53和p63表达变化及其对术后生存的影响。方法 2019年1月～2021年12月我院收治的HCC患者56例,均行肝内肿瘤切除术治疗,术后随访2年。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癌组织和癌旁组织TTF-1、p53和p63表达。 结果 HCC患者癌组织TTF-1表达阳性率为33.9%,显著低于癌旁组织的73.2%(P＜0.05),而p53和p63表达阳性率分别为76.8%和64.3%,显著高于癌旁组织的7.1%和32.1%(P＜0.05);34例Ⅰ～Ⅱ期和19例高分化肿瘤患者癌组织TTF-1阳性率分别为47.1%和63.1%,显著高于22例Ⅲ～Ⅳ期和37例中/低分化者的13.6%和18.9%(P＜0.05);Ⅲ～Ⅳ期肿瘤、38例有淋巴结转移、21例低分化肿瘤和22例有门静脉癌栓的HCC患者癌组织p53阳性率分别为95.4%、89.5%、100.0%和95.4%,显著高于Ⅰ～Ⅱ期肿瘤、无淋巴结转移、中/高分化和无门静脉癌栓者(分别为64.7%、50.0%、59.5%和64.7%,P＜0.05);Ⅲ～Ⅳ期肿瘤、有淋巴结转移和低分化肿瘤组织p63阳性率分别为86.4%、73.7%和85.7%,显著高于Ⅰ～Ⅱ期、无淋巴结转移和中/高分化者的50.0%、44.4%和48.7%(P＜0.05);19例TTF-1阳性者1 a和2 a生存率分别为84.2%和73.3%,显著高于37例阴性者的51.4%和35.1%(P＜0.05);43例p53阳性者1 a和2 a生存率分别为53.5%和39.3%,显著低于13例阴性者的92.3%和76.9%(P＜0.05);36例p63阳性者1 a和2 a生存率分别为47.2%和33.3%,显著低于20例阴性者的90.0%和75.0%(P＜0.05)。结论 HCC患者癌组织TTF-1阳性表达率较低,而p53和p63阳性表达率较高,而它们都可能在HCC发病过程中起作用,并影响患者生存率,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应用影像学三维可视化技术(3DVT)指导肝切除术治疗肝细胞癌(HCC)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2021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HCC患者63例,被随机分为对照组31例和观察组32例,两组均行肝叶切除术治疗,对照组术前根据二维影像学图片表现制定手术方案,而观察组术前采用3DVT技术三维重建肿瘤图谱,并指导手术方案的制定。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皮质醇(Cor)和C反应蛋白(CRP)水平。 结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住院日分别为(190.6±44.1)min、(13.8±3.3)min、(310.5±87.2)mL和(10.8±2.9)d,显著短于或少于对照组【分别为(228.3±56.9)min、(16.6±4.1)min、(399.2±96.92)mL和(13.3±3.5)d,P＜0.05】;在术后7 d,观察组血清TBIL、ALB和INR分别为(20.3±2.6)μmol/L、(38.2±3.9)g/L和(0.9±0.1),与对照组【分别为(18.8±3.2)μmol/L、(37.6±4.4)g/L和(0.9±0.2)】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血清IL-6、Cor和CRP水平分别为(106.8±19.2)pg/ml、(260.1±35.4)mmol/L和(28.6±4.8)mg/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18.6±24.5)pg/ml、(291.6±40.7)mmol/L和(40.5±5.7)mg/L,P＜0.05】; 术后随访3个月,观察组感染、胆漏和肝衰竭等并发症发生率为6.2%,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9.1%(P＜0.05)。 结论 应用3DVT技术指导肝切除术治疗HCC患者临床疗效确切,能缩短手术时间和肝门阻断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可能与激发的应激反应较轻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MRI)联合血清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因子Kazal 1型(SPTINK1)水平诊断原发性肝癌(PLC)的价值。方法 2020年4月～2023年4月我院收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204例,均接受动态增强MRI扫描检查,对肝内占位性病变者行细针穿刺病理学检查。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SPTINK1和甲胎蛋白水平。应用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诊断HCC的血清指标,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血清指标的诊断效能。 结果 在204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中,发现肝内占位性病变并经穿刺病理学检查诊断肝细胞癌(HCC)30例(14.7%);HCC组血清SPTINK1和AFP水平分别为(23.9±5.2)ng/mL和(426.5±67.0)ng/mL,显著高于肝硬化组【分别为(7.4±2.1)ng/mL和(14.4±4.3)ng/mL,P＜0.05】; 血清SPTINK1(OR:3.69,95%CI:1.08～12.49)和甲胎蛋白(AFP,OR:3.54,95%CI:1.04～11.98)均与HCC高度相关;以血清AFP水平大于等于360.1 ng/mL为截断点,其诊断HCC的AUC为0.80(95%CI:0.72～0.89),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1%和73%,以血清SPTINK1水平等于或大于15.6 ng/mL为截断点,其诊断HCC的AUC为0.82(95%CI:0.74～0.91),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和79%。 结论 在肝硬化患者,经影像学检查发现肝内占位性病变时,血清SPINK1和AFP水平升高可以帮助初步判断病变性质,应尽早进行穿刺病理学检查。

目的 分析肝内胆管细胞癌(ICC)的CT增强扫描特征,探讨其诊断价值。方法 2020年3月～2023年3月我院诊治的376例经超声检查发现的肝脏占位性病变患者,均行CT平扫和多期增强扫描检查,所有患者接受穿刺活检或手术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采用kappa系数检验CT扫描的诊断价值。结果 在376例肝占位性病变患者中,经病理学检查诊断为良性病变149例和恶性病变227例,后者包括ICC者18例和肝细胞癌(HCC)者209例;CT增强扫描检出良性病变151例,恶性病变225例;CT扫描诊断ICC 患者21例,均为单发病灶,肝左叶病灶占61.9%,病灶直径为(6.7±1.8)cm,肿块型病灶占57.1%。肿块型动脉期主要为病灶边缘薄层轻度强化,静脉期均显示病灶边缘薄层轻度强化,延迟期均显示病灶强化加强;腔内生长型动脉期主要为肝门附近局部软组织病灶轻度强化,静脉期均显示病灶进一步强化,延迟期均显示病灶缓慢持续强化;浸润型动脉期主要为肝内胆管壁轻度强化,静脉期均显示病灶进一步强化,延迟期均显示病灶缓慢持续强化;在CT增强扫描检出的225例恶性病变患者中,经病理学检查诊断为非ICC 者208例,ICC者 17例;多期CT增强扫描检出非ICC者204例,ICC 者21例,其诊断ICC与病理组织学检查一致性检验的Kappa值为0.766,其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4.1%、97.6%、97.3%、76.2%和99.5%。结论 多期CT增强扫描诊断ICC的准确度较高,其扫描特征对指导临床手术方案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的 比较在超声引导下聚桂醇与无水乙醇硬化治疗肝囊肿(HC)患者的疗效。方法 2019年10月～2022年10月我院收治的HC患者107例,被随机分为观察组54例和对照组53例,分别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囊腔内注射聚桂醇或无水乙醇治疗,于治疗后6个月复查超声。采用荧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高尔基体蛋白73(GP73)、蛋白二硫化物异构酶A3(PDIA3)和壳多糖酶3样蛋白1(CHI3L1)水平,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髓过氧化物酶(MPO)和皮质醇(Cor)水平,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水平,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疼痛程度。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8.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8.7%(P<0.05),在随访时,观察组囊肿复发率为3.7%,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6.9%(P<0.05);在术后1w,观察组血清GP73、PDIA3和CHI3L1水平分别为(23.1±3.8)pg/L、(69.2±5.6)ng/mL和(44.9±4.9)ng/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37.3±4.3)pg/L、(94.8±5.4)ng/mL和(67.7±4.6)ng/L,P<0.05】;观察组血清MPO、Cor和SAA水平分别为(121.5±18.3)U/L、(259.7±24.1)ng/L和(14.5±2.5)mg/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58.1±20.1)U/L、(298.6±26.3)ng/L和(20.2±3.1)mg/L,P<0.05】;在术后1 d和3 d,观察组VAS评分分别为(3.1±0.6)分和(2.2±0.3)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4.5±0.5)分和(3.2±0.4)分,P<0.05】;术后,对照组出现腹痛和醉酒貌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8%,显著高于观察组的3.7%(P<0.05)。结论 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向囊腔内注射聚桂醇硬化治疗HC患者可能比注射无水乙醇有更好的临床疗效,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可能与激起机体应激反应轻有关。

目的 探讨在超声引导下经皮经肝胆囊穿刺引流术(PTGD)联合聚桂醇硬化治疗单纯性肝囊肿(SHC)患者的疗效。方法 2021年6～2022年8月我院收治的SHC患者67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34例和对照组33例,两组均行超声引导下PTGD术治疗,只是在对照组给予无水乙醇硬化治疗,在观察组给予聚桂醇硬化治疗。治疗后随访6个月。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皮质醇(Cor)水平,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和C反应蛋白(CRP)水平。结果 在治疗6个月末,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7.1%,与对照组的93.9%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治疗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末,观察组囊肿体积缩小率分别为(69.1±7.3)%、(84.6±6.9)%和(92.8±3.2)%,显著大于对照组【分别为(56.8±6.4)%、(75.3±5.7)%和(86.3±4.9)%,P＜0.05】;治疗前和治疗后1周,两组血清TBIL、AST、ALT 和ALP水平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治疗1周末,观察组血清Cor和SAA水平分别为(260.4±15.6)nmol/L和(13.9±2.1)m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305.8±18.9)nmol/L和(18.6±2.7)mg/L,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8%,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4.2%(P＜0.05)。结论 采用超声引导下PTGD联合聚桂醇硬化治疗SHC患者疗效确切,能有效缩小囊肿体积,缓解应激反应,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目的 调查非肥胖体检人群胆结石检出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2021年1月～2021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参加体检的非肥胖人群(BMI≤24 kg/m²),行腹部超声和血生化检测。结果 2021年度参加体检人群66221例,超重人群31427例,发现胆结石1591例(5.1%),有胆囊切除术862例(2.7%),非肥胖人群34794例,发现胆结石1309例(3.8%),胆囊切除术657例(1.9%),两组差异显著(P<0.001);非肥胖胆结石患者女性、年龄大、高BMI占比高,SBP、DBP、FBG、TG、TC、LDL-C、UA、ALT、AST、ALP、GGT、TBIL水平和合并脂肪肝者更高(P<0.001);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女性、BMI、FBG、GGT和脂肪肝是非肥胖人群胆结石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HDL-C则为保护性因素(P<0.001);非肥胖胆结石患者女性占65.0%,≥45岁者占62.4%,高SBP占32.7%,低HDL-C占29.4%、高LDL-C占27.3%、高TG占24.6%、高DBP占21.3%、高TC占21.3%、高FBG占19.6%、脂肪肝占16.8%和高UA占16.0%。 结论 非肥胖人群胆结石检出率显著低于超重人群,但这些人群中的女性、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和合并脂肪肝者仍可存在胆结石,需要注意监测和防治。

目的 观察环泊酚与小剂量右美托咪定复合镇痛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治疗的胆囊结石患者的麻醉效果。方法 2023年2月～2023年6月我院收治的69例胆囊结石患者被随机分为对照组34例和观察组35例,两组均接受LC治疗。在手术时,给予对照组环泊酚麻醉镇痛,给予观察组环泊酚复合小剂量右美托咪定麻醉镇痛。此后,均采用吸入麻醉。在插管前(T0)和拔管后10 min(T2)采用疼痛视觉模拟(VAS)法和Ramsay镇静量表评估麻醉效果。在T0、插管后10 min(T1)和T2时,监测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和心率(HR)。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 结果 在T2时,观察组VAS和Ramsay评分分别为(3.5±0.3)分和(2.7±0.5)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3.9±0.4)分和(3.3±0.5)分,P＜0.05】;观察组苏醒时间和拔管时间分别为(12.4±2.7)min和(16.2±2.9)min,显著短于对照组【(16.8±3.3)min和(19.7±3.8)min,P＜0.05】;在T1时,观察组SBP、DBP和HR分别为(118.7±8.6)mmHg、(71.0±6.3)mmHg和(78.8±7.4)次/min,显著低于或慢于对照组【分别为(124.1±9.3)mmHg、(74.6±6.5)mmHg和(82.6±6.7)次/min,P＜0.05】;在T2时,观察组SBP、DBP和HR分别为(121.4±10.5)mmHg、(76.6±5.9)mmHg和(76.2±6.7)次/min,显著低于或慢于对照组【分别为(127.6±10.2)mmHg、(81.6±6.1)mmHg和(80.8±8.6)次/min,P＜0.05】;在术后3 d,观察组血清IL-1β、IL-6和TNF-α水平分别为(41.3±7.1)pg/mL、(108.9±20.5)pg/mL和(14.7±2.7)pg/m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46.9±8.4)pg/mL、(122.8±24.7)pg/mL和(19.2±3.9)pg/mL,P＜0.05】。 结论 应用环泊酚与小剂量右美托咪定复合镇痛能够减轻接受LC手术患者疼痛,为手术展开提供稳定的血流动力学条件,可能与抑制了机体应激反应有关。

目的 探讨术前多层螺旋CT(MSCT)检查对指导胆囊结石合并胆囊炎(GCS)患者术式选择的价值。方法 2021年4月～2023年4月我院收治的GCS患者104例,术前所有患者均接受MSCT检查,根据胆囊动脉和胆囊管显示情况选择开腹胆囊切除术或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 结果 104例GCS患者胆囊管显示率和显示评分分别为90.4%和(1.5±0.2)分,其中11例走行变异,包括2例低位胆囊管、3例右迷走胆管形成和6例高位胆囊管,胆囊动脉显示率和显示评分分别为94.2%和(1.8±0.2)分,其中13例走行变异,包括4例Ⅰb型、2例Ⅱa型和7例Ⅱb型;16例无法明确胆囊三角区患者接受开腹胆囊切除术,对其余88例患者均行LC术,结果LC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和住院日分别为(36.4±7.8)mL、(46.7±8.3)min和(6.3±1.1)d,显著少于或短于开腹胆囊切除术组【分别为(50.6±8.4)mL、(73.5±9.6)min和(8.9±1.5)d,P＜0.05】;LC组术后切口感染、胆道出血和胆漏等并发症发生率为8.0%,显著低于开腹胆囊切除术组的25.0%(P＜0.05)。 结论 术前MSCT检查能显示GCS患者胆囊三角情况,指导术式选择,能更精准地采用适当的手术方式。

肝脏是结直肠癌血行转移最主要的靶器官,约有50%结直肠癌最终会发生肝转移,肝转移已经成为影响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重要不利因素。肝动脉是结直肠癌肝转移瘤的主要供血动脉,经肝动脉灌注化疗药物可提高肿瘤局部药物浓度和化疗效果,植入式输液泵可更简便地为患者提供长期灌注化疗。经肝动脉输液泵灌注化疗在术前转化降期治疗和术后辅助治疗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疗效,可有效提高结直肠癌肝转移肿瘤手术切除的可行性和降低术后复发率。经肝动脉输液泵氟脲苷化疗可作为结直肠癌肝转移的二、三线治疗方案,联合全身化疗和靶向治疗等可为患者带来较好的生存获益。本文综述了经肝动脉输液泵化疗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临床应用及研究进展。

肝豆状核变性(HLD)是由于ATP7B基因突变导致细胞内铜转运功能障碍,从而引起铜过度蓄积在各器官而导致的疾病。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改善HLD患者的预后,减少残疾和早期死亡。目前,治疗方法主要包括低铜饮食、药物治疗和肝移植。但低铜饮食并不能显著减少肠道上皮细胞铜吸收量且过度限制会造成正常组织细胞营养吸收障碍。现有的药物治疗方案经常面临患者依从性差、神经系统症状恶化等问题。肝移植的开展常因供体器官的短缺和终身免疫抑制治疗的需求而受限,而新疗法,如新型药物制剂、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给HLD患者带来了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