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ASPP2重组腺病毒(ASPP2-ad)对二乙基亚硝胺(DEN)诱导的小鼠肝细胞癌(HCC)发生的抑制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DEN腹腔注射联合0.005% DEN饮水方法构建小鼠HCC模型。将动物分为DEN处理组和DEN-ASPP2-ad处理组, 每组10只。使用小动物超声成像系统动态观察小鼠HCC形成情况, 大体记数肝脏肿瘤数量,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肿瘤组织Ki67表达, 采用流式多重蛋白定量技术检测小鼠血清IL-1β、IL-6、KC、IL-2和TNFα水平, 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组织AFP、caspase3、cyclinD1、PCNA、p-IKK、IKK、p-IκB、IκB、p-p65和p65蛋白表达, 采用实时定量PCR法检测Nfatc1 mRNA水平。结果 DEN诱导24周后, DEN组小鼠肝脏肿瘤数为(9.9±1.9)个, 显著多于DEN联合ASPP2-ad组;DEN组小鼠Ki67阳性细胞数为(91.4±9.1)个, 显著多于DEN联合ASPP2-ad组;在实验40周末, DEN组小鼠生存率为65.2%, 显著低于DEN联合ASPP2-ad组的90.0%(P <0.05);DEN组小鼠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271.5±143.8)U/L和(299.3±221.4)U/L, 均显著高于DEN-ASPP2-ad干预组;DEN联合ASPP2-ad组血清IL-6和TNFα水平分别为(8.1±1.6)MFI和(8.1±1.0)MFI, 均显著低于DEN组;DEN/ASPP2-ad处理组AFP、Cyclin D1和PCNA表达减弱, 而caspase-3表达增强, NF-κB信号通路蛋白(p-IKK、p-IκB和p-p65)表达减弱, p-IKK/IKKα、p-IκB/IκB和p-p65/p65比值也降低, NF-κB下游癌基因Nfatc1表达减弱(P<0.05)。 结论 ASPP2-ad可能通过调控NF-κB通路显著抑制DEN诱导的炎性增殖反应, 阻抑HCC的发生, 值得深入研究。

目的 分析一组肝功能异常幼童病因和临床特征。方法 2020年10月～2022年10月我院收治的230例肝功能异常患儿, 收集临床资料, 分析病因和肝功能异常指标。 结果 在230例肝功能异常患儿, 婴儿占53.0%, 幼儿占24.8%, 学龄前儿童占12.6%和学龄儿童占9.6%;临床表现包括发热156例(67.8%), 皮疹78例(33.9%), 咳嗽66例(28.7%), 腹泻33例(14.3%), 食欲减退17例(7.4%), 恶心呕吐13例(5.7%), 皮肤黄染4例(1.7%), 精神差4例(1.7%), 无明显临床症状15例(6.5%);巨细胞病毒感染42例(53.2%), EB病毒感染22例(27.9%), 轮状病毒感染7例(8.9%), 肠道病毒感染4例(5.1%),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3例(3.8%), 单纯疱疹病毒感染1例(1.3%);败血症4例, 支气管炎4例, 溶血性链球菌咽炎2例, 脑膜炎双球菌脑膜炎1例, 小儿肠炎3例;13例(5.7%)为上呼吸道支原体感染;43例(18.7%)为病毒、细菌和支原体混合感染;33例(14.3%)为药物性肝损伤;3例(1.3%)为自身免疫性肝炎;肝豆状核变性7例, 糖原累积症3例;35例(15.2%)原因不明;22例学龄儿童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140.5±37.2)U/L和(131.3±29.7)U/L, 显著大于29例学龄前儿童或57例幼儿组或122例婴儿组。 结论 婴幼儿肺部和肠道感染会引起短暂的肝功能异常, 大多预后良好, 应注意筛查和必要的管理。

目的 探讨应用奥比帕利联合达塞布韦治疗基因1b型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的疗效。方法 2020年1月～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106例基因1b型CHC患者, 其中观察组53例接受奥比帕利联合达塞布韦治疗, 对照组53例接受达塞布韦单药治疗, 两组治疗持续12周。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检测血清HCV RNA载量, 考核超快速病毒学应答(SRVR)、快速病毒学应答(RVR)、治疗结束病毒学应答(ETVR)和随访12周时持续病毒学应答(SVR)。结果 观察组SRVR、RVR、ETVR和SVR分别为88.7%、94.3%、100.0%和100.0%, 显著高于对照组(67.9%、75.4%、83.0%和90.5%, P＜0.05);在治疗12 周结束时, 观察组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30.8±4.6)U/L和(29.7±2.4)U/L,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52.2±5.1)U/L和(48.1±3.6)U/L, P＜0.05】;在治疗期间,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8.7%,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9.4%(P＜0.05)。 结论 应用奥比帕利联合达塞布韦治疗基因1b型CHC患者疗效确切, 可有效改善肝功能, 提高血清HCV RNA转阴率, 且安全性尚可。

目的 应用半量索磷布韦联合全量达卡他韦治疗长期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病(ESRD)合并急性丙型肝炎(AHC)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2020年6月～2022年1月我院诊治的长期接受血液透析的ESRD合并AHC患者49例, 被随机分为观察组25例和对照组24例, 分别接受半量索磷布韦联合全量达卡他韦治疗或全量索磷布韦联合全量的达卡他韦治疗12周。使用全自动病毒载量分析系统检测血清HCV RNA载量。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结果 观察组获得早期病毒学应答、治疗结束病毒学应答、随访12周和24周持续病毒学应答率分别为72.0%、96.0%、88.0%和88.0%, 与对照组的70.8%、95.8%、87.5%和87.5%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结束时, 观察组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为(12.5±1.0)ml/min·1.73m², 显著高于对照组【(9.0±1.0)ml/min·1.73m², P<0.05】, 而血清肌酐(sCr)水平为(448.5±11.7)μmol/L, 显著低于对照组【(477.4±12.6)μmol/L, P<0.05】;治疗前后两组外周血CD₄⁺细胞和CD₈⁺细胞百分比及CD₄⁺/CD₈⁺细胞比值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0%,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5.0%(P<0.05)。结论 应用半量索磷布韦联合全量达卡他韦治疗长期血液透析的ESRD合并AHC患者不影响抗病毒疗效, 但可减轻肾功能损伤, 值得进一步研究, 优化治疗方案。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IL-1RA)、补体C1q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13(CTRP13)和细胞角蛋白18(CK-18)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2021年1月～2023年1月我院收治的67例NAFLD患者和55例健康体检者, 经肝活检诊断肝脏脂肪变性分级,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IL-1RA、CTRP13和CK-18水平。应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危险因素。结果 NAFLD组血清IL-1RA和CTRP13水平分别为(328.6±54.3)pg/ml和(2634.2±397.5)pg/ml, 显著低于健康人组【分别为(673.1±125.4)pg/ml和(3425.7±423.8)pg/ml, P<0.05】, 而血清CK-18水平为(15.2±3.1)ng/ml, 显著高于健康人组【(3.9±0.7)ng/ml, P<0.05】;17例F3级肝脂肪变性患者血清IL-1RA和CTRP13水平分别为(256.3±47.6)pg/ml和(2056.3±308.4)pg/ml, 显著低于29例F1级患者【分别为(388.3±59.4)pg/ml和(3071.5±409.3)pg/ml, P<0.05】或21例F2级患者【分别为(304.7±50.1)pg/ml和(2498.1±374.2)pg/ml, P<0.05】, 而血清CK-18水平为(23.4±4.7)ng/ml, 显著高于F1级患者【(8.1±1.3)ng/ml, P<0.05】或F2级患者【(18.5±2.9)ng/ml, P<0.05】;F3级肝脂肪变性患者肥胖、合并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有代谢综合征家族史、血清IL-1RA≥256.5pg/ml、CTRP13≥2056.5pg/ml 和CK-18≥21.6 ng/ml占比分别为70.6%、76.5%、88.2%、70.6%、35.3%、35.3%和70.6%, 与50例F1/F2级的38.0%、42.0%、40.0%、30.0%、92.0%、80.0%和10.0%比, 差异显著(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 肥胖【OR(95%)为2.0(1.1～3.6)】、合并糖尿病【OR(95%)为2.1(1.1～4.1)】、合并高脂血症【OR(95%)为1.6(1.0～2.6)】、IL-1RA【OR(95%)为0.5(0.3～0.9)】、CTRP13【OR(95%)为0.5(0.3～0.9)】和CK-18【OR(95%)为1.7(1.2～2.5)】为影响NAFLD患者肝脏脂肪变性程度的危险因素(P<0.05)。 结论 NAFLD患者血清IL-1RA、CTRP13和CK-18水平异常变化可能为评估肝脏脂肪变性程度提供一定的依据。

目的 分析应用超声瞬时弹性成像检测的受控衰减参数(CAP)评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肝脂肪变程度的价值。方法 2020年5月～2022年5月我院诊治的NAFLD患者78例, 均接受肝脏超声检查和超声瞬时弹性成像检查, 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CAP诊断NAFLD患者肝脂肪变程度的效能。 结果 肝脏超声检查结果显示, 78例NAFLD患者中包括轻度肝脂肪变41例、中度肝脂肪变23例和重度肝脂肪变14例;重度肝脂肪变患者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77.2±14.9) U/L和(59.1±11.7)U/L, 显著高于中度肝脂肪变患者【分别为(40.1±8.3)U/L和(35.9±6.2)U/L, P<0.05】或轻度肝脂肪变患者【分别为(26.7±5.5)U/L和(23.3±4.8)U/L, P<0.05】;重度肝脂肪变患者血清TG水平和CAP分别为(3.5±0.7)mmol/L和(317.7±27.6)dB/m, 显著高于轻度肝脂肪变患者【分别为(1.6±0.6)mmol/L和(259.9±27.5)dB/m, P<0.05】或中度肝脂肪变患者【分别为(2.7±0.6)mmol/L和(292.1±30.7)dB/m, P<0.05】, 而血清HDL-C水平为(0.8±0.4)mmol/L, 显著低于轻度肝脂肪变患者【(1.3±0.3)mmol/L, P<0.05】或中度肝脂肪变患者【(1.1±0.3)mmol/L, P<0.05】; 以CAP＞285.4dB/m为截断点, 诊断NAFLD患者中度肝脂肪变, 以CAP＞309.1dB/m为截断点, 诊断NAFLD患者重度肝脂肪变, 结果发现轻度肝脂肪变39例, 中度肝脂肪变22例, 重度肝脂肪变17例, 其AUC、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83(95% CI:0.669～0.896)、78.3%和75.6%, 和0.696(95% CI:0.515～0.876)、78.6%和69.6%(P<0.05)。结论 应用CAP诊断NAFLD患者肝脂肪变程度可能比超声检查更准确, 有很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及其肝纤维化发生率和影响因素。方法 2020年4月～2022年4月我院收治的482例T2DM患者, 使用超声检查诊断NAFLD, 检测杨氏模量值诊断肝纤维化。应用Lasso回归模型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筛查和分析T2DM患者罹患NAFLD严重程度的风险因素, 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风险因素预测NAFLD患者发生肝纤维化的效能。结果 在482例T2DM患者中, 诊断NAFLD者276例(57.3%), 后者包括肝纤维化者58例(12.0%); T2DM/NAFLD/肝纤维化组年龄、周围神经病发生率、体质指数和杨氏模量值分别为(46.0±4.2)岁、82.8%、(28.3±3.2)kg/m²和(10.8±2.2)kPa, 均显著大于T2DM/NAFLD组【分别为(45.6±4.9)岁、45.4%、(27.9±3.1)kg/m²和(5.3±1.0)kPa, P<0.05】或T2DM组【分别为(42.5±5.8)岁、44.2%、(25.0±2.7)kg/m²和(4.8±0.6)kPa, P<0.05】;T2DM/NAFLD/肝纤维化组血清甘油三酯、尿酸、HOMA-IR、甘油三酯/血糖/体质指数、血清TNF-α和IL-6水平分别为(2.6±0.8)mmol/L、(355.2±24.6)μmol/L、(2.6±0.4)、(270.8±18.5)、(8.2±2.3)pg/ml和(13.6±2.4)pg/ml, 显著大于T2DM/NAFLD组【分别为(2.2±0.4)mmol/L、(334.6±31.0)μmol/L、(2.6±0.4)、(219.1±40.4^①)、(5.5±1.4)pg/ml和(9.7±2.1)pg/ml, P<0.05】或T2DM 【分别为(2.1±0.5)mmol/L、(328.7±36.8)μmol/L、(2.3±0.7)、(207.9±39.1)、(5.3±1.1)pg/ml和(6.7±1.1)pg/ml, P<0.05】;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TyG-BMI(OR=1.012, P=0.000)、IL-6(OR=2.782, P=0.000)、TNF-α(OR=1.008, P=0.026)、UA(OR=1.530, P=0.000)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OR=1.855, P=0.010)为T2DM患者罹患NAFLD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 TyG-BMI、IL-6、TNF-α和UA预测患者发生肝纤维化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97、0.928、0.840和0.762。 结论 T2DM合并NAFLD患者可能会进展至肝纤维化, 了解一些预测因子并进行有效的干预可能能延缓病情发展。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血清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和脂联素(APN)水平变化及其与颈动脉粥样硬化(CAS)的关系。方法 2018年5月～2023年3月我院诊治的NAFLD患者158例(其中合并CAS者71例), 使用Fibrotouch弹性成像仪诊断脂肪肝, 使用超声诊断仪检测颈动脉斑块形成。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HIF-1α、HMGB1和APN水平, 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NAFLD合并CAS的影响因素, 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估血清指标预测NAFLD患者合并CAS的效能。 结果 合并CAS组收缩压为(137.1±10.3)mmHg, 显著高于未合并CAS组【(132.9±8.2)mmHg, P<0.05】;合并CAS组血清TC、LDL-C、HIF-1α和HMGB1水平分别为(6.5±2.3)mmol/L、(3.7±0.6)mmol/L、(25.7±6.5)pg/L和(9.4±2.3)ng/ml, 显著高于未合并CAS组【分别(5.1±1.7)mmol/L、(2.8±0.3)mmol/L、(17.2±4.1)pg/L和(6.1±1.5)ng/ml, P<0.05】, 而血清APN为(7.5±3.0)mg/L, 显著低于未合并CAS组【(12.8±4.6)mg/L,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TC(OR=1.411, 95%CI: 1.133～1.757)、LDL-C(OR=1.419, 95%CI :1.128～1.785)、HIF-1α(OR=1.504, 95%CI:1.182～1.914)、HMGB1(OR=1.520, 95%CI: 1.206～1.916)和APN(OR=1.530, 95%CI:1.226～1.909)均是影响NAFLD患者合并CA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 血清HIF-1α、HMGB1和APN水平联合预测NAFLD患者合并CAS的AUC为0.863, 其敏感度为94.5%, 特异度为75.0%, 优于各指标单独预测(P<0.05)。 结论 NAFLD患者血清HIF-1α和HMGB1水平升高而血清APN水平降低是发生CAS的危险因素, 应及时发现和给予必要的干预。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血清脂肪细胞因子前神经降压素(Pro-NT)和微小RNA-122(miRNA-122)水平变化及其诊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潜在价值。方法 2017年1月～2022年6月我院诊治的NAFLD患者159例和同期入院体检的健康人90例, 行腹部超声检查,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Pro-NT水平, 采用RT-PCR法检测血清miRNA-122。对NAFLD患者行肝活检检查, 确定NASH诊断。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指标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 在159例NAFLD患者中, 经肝活检检查诊断NASH患者49例和单纯性脂肪肝110例;NASH患者BMI为(28.4±1.2)kg/m², 显著大于NAFLD患者【(27.3±1.4)kg/m², P<0.05】;NASH患者血清ALT、AST、空腹血糖(FBG)、胰岛素、HOMA-IR和尿酸水平分别为62(48, 96)U/L、56(47, 85)U/L、(5.9±0.6)mmol/L、10.2(8.8, 13.4)μU/mL、2.6(1.8, 3.4)和496(392, 515)μmol/L, 均显著高于NAFLD患者38(25, 53)U/L、32(21, 49)U/L、(5.3±0.6)mmol/L、9.0(7.2, 12.6)μU/mL、2.2(1.3, 2.7)和446(351, 495)μmol/L, P<0.05】;血清Pro-NT和miRNA-122分别为167(148.4, 186.9)pmol/L和8.2(2.0, 29.3), 显著高于NAFLD患者【分别为82(53.0, 100.4)pmol/L和2.2(1.4, 10.6), P<0.05】;NAFLD患者上述指标又显著高于健康人(P<0.05);分别以血清Pro-NT≥112 pmol/L和miRNA-122≥7.08为截断点, 结果Pro-NT诊断NASH的AUC为0.824, 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0.0%、80.0%、84.9%和82.3%, 经Delong法检验, 显著优于miRNA-122诊断(分别为0.637、56.0%、70.0%、76.5%和56.8%, P<0.05)。 结论 应用血清Pro-NT水平在NAFLD患者中初筛NASH可能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分析总结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和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合并干燥综合征(SS)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 2015年6月～2023年6月我院收治的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 50例、AIH合并SS 患者20例, PBC 患者85例和PBC合并SS 患者45例, 均接受肝活检, 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血清抗核抗体(ANA)、抗肝细胞溶质抗原1型抗体(LC-1)、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抗原抗体(SLA/LP)、抗线粒体M2型抗体(AMA-M2)、抗可溶性酸性磷酸化核蛋白抗体(Sp100)、抗核膜糖蛋白210抗体(gp210)和抗Ro-52抗体(Ro-52)。 结果 AIH合并SS患者口干/眼干发生率为95.0%, 显著高于AIH组的10.0%(P<0.05), PBC合并SS患者口干/眼干发生率为97.8%, 显著高于PBC组的12.9%(P<0.05), 而瘙痒和黄疸发生率分别为37.8%和40.0%, 显著低于PBC组的67.1%和60.6%(P<0.05);AIH合并SS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水平为(14.4±3.1)μmol/L, 显著低于AIH组【(23.8±5.3)μmol/L, P<0.05】;PBC合并SS患者血清TBIL和碱性磷酸酶(ALP)水平分别为(26.7±6.6)μmol/L和(159.1±14.3)U/L, 显著低于PBC组【分别为(61.4±13.8)μmol/L和(223.5±25.4)U/L, P<0.05】, 血清免疫球蛋白(Ig)G水平为(20.6±3.6)g/L, 显著高于PBC组【(15.6±2.5)g/L, P<0.05】;AIH合并SS患者血清抗Ro-52阳性率为55.0%, 显著高于AIH组的16.0%(P<0.05), PBC合并SS患者血清抗Ro-52阳性率为53.3%, 显著高于PBC组的25.9%(P<0.05);与AIH/PBC组比, AIH合并SS/PBC合并SS患者肝组织病理学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合并SS的AIH和PBC患者在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可能使病情具有复杂性, 临床在诊治过程中, 应注意识别和处理。

目的 分析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的临床特征, 为临床合理用药、早期发现及诊断提供参考。方法 2012年1月～2020年12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诊断为DILI患者219例, 经Roussel Uclaf因果关系评估方法(RUCAM)评分≥6分诊断, 并将肝损伤程度分为1级(轻度)、2级(中度)和3级、4级、5级(重度)。 结果 在本组219例DILI患者中, 最常见的可疑致病药物为中药类(30.1%)、抗结核药物(12.3%)、抗生素(11.9%)、抗肿瘤及免疫抑制剂(7.8%)和解热镇痛药(6.4%);肝细胞损伤型160例, 胆汁淤积型42例, 混合型17例;三型性别和年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严重程度1级100例, 2级32例, 3级以上87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患者重度肝损伤占比分别为57.1%和53.0%, 均显著高于肝细胞损伤型的33.7%(P＜0.05);肝细胞损伤型治愈或好转率为93.8%, 显著高于胆汁淤积型的61.9%或混合型的70.6%(P＜0.01)。 结论 了解临床常导致DILI的可疑药物、临床类型和病情评估方法对于预防、早期诊断和及时处理都很重要, 需要进一步规范处置流程, 防止病情进展。

目的 分析应用替加环素治疗重症感染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临床特点, 并探讨影响DILI发生的因素。方法 2022年1～12月我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重症感染患者74例, 分别给予替加环素50 mg(n=27)或100 mg(n=47), 加入0.9%氯化钠溶液250毫升中静脉滴注, 2次/d, 治疗5～14 d。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DILI发生的危险因素, 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诊断效能。结果 在治疗后, 本组患者发生DILI者36例(48.6%);DILI组合并糖尿病、高血压、恶性肿瘤占比分别为50.0%、47.2%、33.3%, 均显著高于未发生DILI组(18.4%、23.7%、13.2%, P<0.05);DILI组替加环素血药浓度的曲线下面积(AUC_0-24h)为(17.6±6.6) mg·h·L^-1, 显著高于非DILI组【(14.0±7.3)mg·h·L^-1,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合并糖尿病【OR: 4.253(95%CI:1.224～14.773)】, 合并恶性肿瘤【OR: 4.818(95%CI:1.300～17.856)】和AUC_0-24h【OR: 1.106(95%CI:1.022～1.197)】是重症感染患者应用替加环素出现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分析发现, 以替加环素AUC_0-24h=14.78 mg·h·L^-1为截断点, 其预测DILI发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6.7%和65.8%。结论 熟悉重症感染患者应用替加环素出现DILI的常见危险因素有助于早期做好防治工作, 监测血药浓度, 采取个体化的药物治疗方案, 或可降低DILI发生率。

目的 总结肝豆状核变性(WD)儿童临床表型特征及其ATP7B基因突变谱变化。方法 2020年1月～2023年1月我院收治的WD患儿62例, 其中肝病组41例(临床型11例和亚临床型30例)和神经病组21例(临床型6例和亚临床型15例), 采用直接测序法检测外周静脉血ATP7B基因突变谱, 登录ATP7B突变数据库, 比对突变结果。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24 h尿铜和血清铜蓝蛋白。结果 肝病组起病年龄、角膜K-F环发生率、血清谷丙转氨酶和24 h尿铜水平分别为(6.1±2.5)岁、17.0%、(149.6±51.3)U/L和(157.0±25.7)μg, 与神经病组【分别为(9.6±2.9)岁、76.1%、(67.1±11.0)U/L和(272.2±30.8)μg】比,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型肝病组起病年龄、角膜K-F环、血清胆汁酸、谷丙转氨酶和24 h尿铜水平分别为(6.8±1.9)岁、54.5%、(158.5±23.6)μmol/L、(279.6±17.5)U/L和(196.6±62.8)μg, 与亚临床型肝病组【分别为(5.1±2.3)岁、3.3%、(16.1±4.1)μmol/L、(90.5±12.1)U/L和(118.1±41.0)μg】比,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临床型神经病组角膜K-F环、血清胆汁酸、谷丙转氨酶和24 h尿铜水平分别为100.0%、(26.8±5.8)μmol/L、(96.7±10.1)U/L和(376.5±48.9)μg, 与亚临床型神经病组【分别为66.7%、(14.4±3.2)μmol/L、(48.5±5.2)U/L和(214.7±55.4)μg】比,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ATP7B基因突变谱中, c.2333G>T(Arg778Leu)见于41个等位基因, 等位频率占比为33.1%, 其次为c.2975G>T(Pro992Leu), 见于10个等位基因, 等位频率占比为8.1%, 再次为c.2621C>T(Ala874Val)、c.1708-5t>g(Ala874Val)和c.994G >T(Glu332stop), 等位频率占比分别为4.8%、3.2%和3.2%;检测到错义突变34种, 插入突变15种, 剪切突变8种, 无义突变5种;复合杂合突变45例, 杂合突变7例, 纯合突变10例;肝病组与神经病组前5致病变异基因(p.Arg778Le、p.Pro992Leu、p.Ala874Val、IVS4－5:t＞g和p.Glu332stop)突变频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WD儿童以肝脏受累多见, 排名前5位的致病变异有Arg778Leu、Pro992Leu、Ala874Val、Ala874Val和Glu332stop, 因此为诊断可以优先选择检测这些热点基因, 但基因检测可能无法预测临床表型。

目的 分析急性/亚急性肝衰竭(ALF/SALF)患者急性肾损伤(AKI)发生率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2016年1月～2021年7月我院收治的ALF/SALF成人患者, 参照2015年国际腹水俱乐部制定的标准诊断AKI, 应用多因素COX生存回归分析影响生存率的因素。结果 在纳入的378例患者中, ALF 77例, SALF 301例;91例(24.1%)发生了AKI, 其中ALF患者为42.9%, 显著高于SALF患者的19.3%(P<0.05);在91例AKI患者中, 肾前性氮质血症(PRA)4例(4.4%), 肝肾综合征(HRS)54例(59.3%), 急性肾小管坏死(ATN)22例(24.2%), 其他类型11例(12.1%);未并发AKI的ALF患者28 d和90 d病死率分别为45.5%和47.7%, 显著低于并发AKI的78.8%和90.9%(P<0.05), 未并发AKI的SALF患者28 d和90 d病死率分别为23.0%和26.7%, 显著低于并发AKI患者的69.0%和74.1%(P<0.05);经COX生存回归分析显示, 诊断为ALF、发生AKI和INR高水平与患者28 d和90 d病死率独立相关。 结论 ALF患者发生AKI的比例显著高于SALF患者, 也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

目的 探讨应用恩替卡韦(ETV)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Peg-IFN-α2b)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的近期疗效。方法 2019年3月～2021年3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诊治的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78例, 被随机分为对照组40例和观察组38例, 分别给予ETV或ETV联合Peg-IFN-α2b治疗24 w, 然后两组均继续接受ETV治疗, 随访至48 w。常规检测肝功能指标、血清肝纤维化指标、血清HBV标志物定量和HBV DNA载量。结果 在随访24 w末, 观察组血清白蛋白水平为(45.7±3.2)g/L, 显著高于对照组【(38.5±4.3)g/L, P＜0.05】;观察组血清IV-C、HA、PⅢP和LN水平分别为(154.3±11.7)μg/L、(130.9±17.5)μg/L、(110.6±16.2)μg/L和(152.7±14.3)μg/L,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00.7±12.4)μg/L、(161.8±18.7)μg/L、(157.4±17.3)μg/L和(200.9±16.3)μg/L, P＜0.05】;观察组血清HBsAg水平为1363.8(623.1, 2767.6) IU/ml, 显著低于对照组【2119.6(1144.9, 5094.3) IU/ml, P＜0.05】, 而血清HBsAg阴转率为15.8%,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0.0%(P＜0.05)。 结论 联合应用ETV和Peg-IFN-α2b治疗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可改善血清肝纤维化指标, 提高血清HBsAg阴转率, 可能有助于病情恢复。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羟考酮联合丙泊酚靶控输注麻醉处理乙型肝炎肝硬化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EVB)患者接受内镜下硬化剂治疗(EIS)的效果。方法 2021年5月～2023年3月我院诊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并发EVB患者87例, 被随机分为三组, 每组29例, 均接受EIS治疗, 分别给予A组、B组和C组羟考酮0.04 mg·kg^-1、0.08 mg·kg^-1和0.12 mg·kg^-1静脉推注诱导麻醉, 再给予丙泊酚靶控输注麻醉。观察给药前(T0)、睫毛反射消失时(T1)、置镜后1 min(T2)、拔镜时(T3)和苏醒时(T4)指标变化。采用Stward评分和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AS)评估苏醒质量和疼痛程度,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结果 在T1、T2和T3时, C组丙泊酚效应室剂量分别为(3.0±0.2)μg/mL、(3.5±0.2)μg/mL和(3.1±0.6)μg/mL, 显著低于B组【分别为(3.2±0.3)μg/mL、(3.7±0.2)μg/mL和(3.5±0.5)μg/mL, P＜0.05】或A组【分别为(3.5±0.4)μg/mL、(3.9±0.3)μg/mL和(3.8±0.4)μg/mL, P＜0.05】;C组丙泊酚用量、苏醒时间和Stward评分分别为(388.3±27.1)mg、(11.8±2.0)min和(4.0±0.9)分, 与B组【分别为(420.6±31.5)mg、(9.1±1.3)min和(5.1±0.8)分, P＜0.05】或A组【分别为(458.7±28.7)mg、(8.3±1.6)min和(4.0±0.9)分, P＜0.05】比, 差异显著;在术后1 h和2 h时, C组和B组VAS评分显著低于A组(P＜0.05);在术后6 h时, B组血清IL-6和TNF-α水平分别为(30.5±4.4)pg/mL和(16.3±1.9)pg/mL, 显著低于A组【分别为(37.3±5.6)pg/mL和(20.6±2.4)pg/mL, P＜0.05】或C组【分别为(35.9±4.7)pg/mL和(19.1±2.6)pg/mL, P＜0.05】;C组恶心呕吐和呼吸抑制发生率分别为27.6%和20.7%, 显著高于A组(分别为10.3%和3.5%, P＜0.05)或B组(分别为3.5%和0.0%, P＜0.05)。 结论 在采用EIS治疗EVB患者时, 应用中等剂量羟考酮诱导联合丙泊酚麻醉可保证较好的麻醉效果, 不良事件少。

目的 探讨应用恩替卡韦联合扶正解毒散结方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的疗效。方法 2020年9月～2022年9月我院诊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112例, 被随机分为对照组56例和观察组56例, 分别给予恩替卡韦或恩替卡韦联合扶正解毒散结方治疗24 w。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Ⅲ型前胶原(PC-Ⅲ)、层粘连蛋白(LN)、透明质酸(HA)和Ⅳ型胶原(Ⅳ-C),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脾脏厚度、脾静脉内径和门静脉内径, 使用肝脏瞬时弹性检测仪行肝脏硬度检测(LSM)。结果 在治疗24 w末, 观察组ALT复常率为92.9%,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5.0%(P<0.05);观察组胁下积块、腹大坚满、胁痛如刺、面色晦黯、纳呆、口干苦和便溏等中医证候积分分别为(1.0±0.2)分、(1.2±0.3)分、(1.0±0.2)分、(0.9±0.2)分、(0.8±0.2)分、(0.9±0.2)分和(0.7±0.1)分,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5±0.3)分、(1.7±0.4)分、(1.6±0.3)分、(1.5±0.2)分、(1.2±0.3)分、(1.4±0.3)分和(1.2±0.2)分, P＜0.05】;观察组血清ALT水平为(41.6±9.0)U/L, 显著低于对照组【(59.7±11.5)U/L, P＜0.05】;观察组血清PC-Ⅲ和HA水平分别为(106.4±17.9)μg/L和(122.3±15.6)μg/L,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45.4±20.6)μg/L和(167.9±24.2)μg/L, P＜0.05】; 观察组脾脏厚度和LSM分别为(43.8±3.5)mm和(11.0±1.6)kPa,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46.4±4.0)mm和(13.3±2.1)kPa, P＜0.05】。 结论 应用恩替卡韦联合扶正解毒散结方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能缓解临床症状, 改善肝功能, 抑制肝纤维化进展, 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目的 观察采用内镜下曲张静脉套扎术(EVL)联合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IPS)治疗肝硬化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EVB)患者的效果。方法 2019年3月～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85例肝硬化并发EVB患者, 其中42例对照组接受EVL术治疗, 43例观察组在接受EVL治疗后择期行TIPS治疗。随访6个月。采用超声检测门静脉压力梯度(PPG)、门静脉压力(PVP)和门静脉血流速度(PVFV),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过氧化脂质(LPO)、胃动素(MTL)和胃泌素(GAS)水平。 结果 急性期, 观察组和对照组病死率分别为9.3%和9.5%(P>0.05);两组止血时间和输血量无显著性差异(P＞0.05), 而观察组住院日为(12.8±2.6)d, 显著长于对照组【(8.1±1.5)d, P＜0.05】;术后, 观察组PVFV为(16.7±3.8)cm/s, 显著快于对照组【(12.5±2.4), P＜0.05】, 而PPG和PVP分别为(9.1±1.4)mmHg和(19.6±2.3)mmHg,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2.2±1.9)mmHg和(34.8±3.4)mmHg, P＜0.05】;观察组血清LPO、MTL和GAS水平分别为(4.1±2.2)U/L、(202.4±22.7)ng/L和(76.3±8.4)μg/mL,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7.9±1.6)U/L、(256.8±26.1)ng/L和(115.6±10.9)μg/mL, P＜0.05】;随访6个月, 对照组和观察组再出血发生率分别为31.6%和7.7%(P＜0.05)。 结论 在实施EVL急性期止血后适时进行TIPS术治疗肝硬化并发EVB患者效果确切, 可减少再出血发生率, 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应用血清氨基末端B型尿钠肽前体(NT-ProBNP)和肌钙蛋白Ⅰ(TnI)联合心电图(EKG)检查诊断肝硬化性心肌病(CCM)的价值。方法 2020年1月～2023年3月我院收治的肝硬化患者93例和健康体检者49例, 均接受EKG检查,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血清TnI水平,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NT-ProBNP水平。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指标的诊断效能。 结果 本组肝硬化患者存在CCM者51例(NYHAⅠ级18例, Ⅱ级20例和Ⅲ级13例);CCM组血清NT-ProBNP和TnI水平分别为(41.5±7.9)pmol/L和(0.6±0.2)μg/mL, 显著高于肝硬化组【分别为(28.9±5.2)pmol/L和(0.3±0.1)μg/mL, P<0.05】或健康人【分别为(8.3±1.6)pmol/L和(0.1±0.1)μg/mL, P<0.05】;CCM组心电图异常率为98.0%, 显著高于肝硬化组的71.4%或健康人组的2.0%(P<0.05);CCM Ⅲ级患者血清NT-ProBNP和TnI水平分别为(48.3±8.5)pmol/L和(0.8±0.2)pmol/L, 显著高于Ⅱ级患者【分别为(42.1±7.8)pmol/L和(0.6±0.1)pmol/L, P<0.05】或Ⅰ级患者【分别为(35.9±7.9)pmol/L和(0.5±0.1)pmol/L, P<0.05】;分别以血清NT-ProBNP水平=40.4 pmol/L和TnI水平=0.5μg/mL为截断点, 联合心电图检查异常诊断CCM的AUC=0.923, 其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4.1%和78.6%, 显著优于各指标单独诊断(P<0.05)。 结论 检测血清NT-ProBNP和TnI水平联合心电图检查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早期诊断肝硬化患者并发CCM, 值得深入研究。

目的 分析一组非肝硬化性门静脉高压(NCPH)患者的病因和诊断方法, 归纳总结诊断路径。方法 2020年9月～2022年3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NCPH患者105例, 常规临床检查和基因分析诊断。结果 本组经综合检查, 诊断肝前型69例(65.7%), 肝内型21例(20.0%)、肝后型4例(3.8%)和未诊断11例(10.5);常见疾病为胰源性疾病22例(31.9%), 门静脉阻塞15例(21.7%), 血液性疾病15例(21.7%);主要诊断方法为影像学检查28例(40.6%), 消化内镜检查14例(20.3%), 骨髓穿刺活检术12例(17.4%);NCPH病因诊断前三位的方法依次为影像学检查(33.3%)、综合分析(18.1%)和消化内镜(13.9%)检查。结论 NCPH以肝前型门静脉高压为常见, 常规行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 必要时行消化内镜和骨髓穿刺活检术可明确诊断。对于常规检查仍不能诊断的, 再考虑肝内型和肝后型门静脉高压, 行肝穿刺活检或下腔静脉穿刺造影等检查往往能进一步明确诊断。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CT(MSCT)三期增强扫描联合血清甲胎蛋白(AFP)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对肝内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 2021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诊治的肝内占位性病变患者82例, 均接受MSCT平扫和三期增强扫描检查, 采取细针穿刺活检或手术组织行常规病理学检查。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AFP水平,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VEGF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分析三期增强CT扫描联合血清AFP和VEGF水平诊断肝细胞癌(HCC)的效能。结果 在本组82例肝占位患者中, 病理学检查诊断肝细胞癌(HCC)43例, 局灶性增生性结节(FPN)39例, MSCT扫描诊断原发性肝癌(PLC)36例, 诊断良性病灶46例;HCC病灶平扫及增强动脉期、门静脉期和延迟期CT值分别为(33.2±1.7)、(68.2±2.4)、(61.5±1.2)和(31.9±1.6), 均显著低于FPN病灶【分别为(40.1±2.5)、(92.5±3.1)、(76.8±2.6)和(63.2±3.7), P＜0.05】;HCC患者血清AFP和VEGF水平分别为(310.5±25.3)ng/mL和(97.6±62.1)ng/L, 均显著高于FPN患者【分别为(23.6±3.2)ng/mL和(65.4±19.8)ng/L, P＜0.05】;MSCT诊断恶性病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1.4%和97.4%, 采用CT联合血清指标诊断可以将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都提高到97.4%。结论 应用三期增强CT扫描扫描联合血清AFP和VEGF水平对判断肝内占位性病变的性质有帮助, 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研究动态增强MRI(DCE-MRI)定量参数术前评估原发性肝癌(PLC)患者临床分期的价值。方法 2021年1月～2023年1月我院收治的PLC患者69例, 均接受DCE-MRI检查并计算灌注参数, 如转运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_ep)和血管外细胞外间隙体积分数(V_e)。经细针穿刺活检或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 综合评估中国肝癌分期(CNLC)。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DCE-MRI定量参数诊断PLC术前临床分期的价值。 结果 经病理学检查, 69例PLC患者均被诊断为肝细胞癌(HCC), DCE-MRI检查发现CNLCⅠ期17例, Ⅱ期21例, Ⅲa期29例, Ⅲb期2例;Ⅲ期HCC患者K^Trans和K_ep分别为(0.4±0.1)min^-1和(1.2±0.6)min^-1, 显著大于Ⅰ～Ⅱ期患者【分别为(0.3±0.1)min^-1和(0.6±0.4)min^-1, P<0.05】, 而V_e为(0.4±0.2), 显著小于Ⅰ～Ⅱ期患者【(0.5±0.2), P<0.05】;分别以K^Trans＞0.4 min^-1、V_e＜0.5和K_ep＞0.9 min^-1为截断点, 三者联合诊断Ⅲ期HCC患者的AUC为0.812(95% CI:0.706～0.918), 其敏感度为80.6%, 特异度为65.8%, 显著优于各指标单独诊断(P<0.05)。 结论 DCE-MRI定量参数联合术前判断HCC患者临床分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可为临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指导, 值得应用。

目的 探讨微波消融(MWA)联合抗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治疗原发性肝癌(PLC)患者的疗效。方法 2019年6月～2020年12月我院收治的PLC患者102例, 被分为对照组51例和观察组51例, 分别接受MWA治疗或在MWA治疗的基础上应用信迪利单抗治疗6个月。采用SF-36量表评估生活质量, 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 随访1年。结果 观察组客观有效率(ORR)为51.0%,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29.4% (P<0.05);治疗后, 观察组身体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角色限制和精神健康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外周血CD4⁺细胞百分比和CD4⁺/CD8⁺比值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而CD4⁺CD25⁺FOXP3⁺Treg细胞和CD8⁺细胞百分比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经Kaplan-Meier分析, 观察组中位无进展生存率为9.7(95%CI:7.971～11.429)个月, 对照组为7.8(95%CI:5.931～9.729)个月, 观察组1 a生存率为58.8%,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7.3%(P<0.05)。 结论 在MWA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抗PD-1抗体治疗PLC患者能提高疗效, 可能与纠正了免疫功能紊乱有关。

目的 探讨肝动脉灌注化疗栓塞(TACE)术后联合斑蝥酸钠维生素B6治疗原发性肝癌(PLC)患者的近期疗效。方法 2019年1月～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84例PLC患者, 对照组42例接受TACE治疗, 另42例观察组接受TACE术后联合斑蝥酸钠维生素B6静脉滴注治疗, 术后随访1年。采用化学荧光法检测血清甲胎蛋白(AFP)水平,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 采用直接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糖类抗原199(CA199)水平, 采用酶法检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 采用硝酸盐还原法检测血清一氧化氮(NO)水平, 采用增强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内皮素(ET-1)水平。结果 观察组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率、疾病稳定率和疾病进展率分别为7.1%、42.9%、38.1%和4.8%, 而对照组则分别为7.1%、40.5%、19.1%和26.2%, 其中观察组疾病稳定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 观察组血清AFP、CA125和CA199水平分别为(540.4±87.1)μg/L、(28.1±9.1)kU/L和(18.0±4.8)kU/L, 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831.2±94.8)μg/L、(36.0±10.4)kU/L和(24.1±4.6)kU/L, P＜0.05】;观察组血清Hcy和ET-1水平分别为(14.1±3.6)μmol/L和(66.1±10.3)ng/L, 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8.4±4.3)μmol/L和(80.2±12.1)ng/L, P＜0.05】;观察组胃肠道反应发生率为16.7%,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40.5%(P＜0.05);两组1 a生存率无显著性差异(84.2%对76.9%, P>0.05)。结论 在TACE术后应用斑蝥酸钠维生素B6静脉滴注可以减轻胃肠道反应, 并可能改善内皮细胞功能。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癌(PLC)患者接受肝叶切除术时行右美托咪定复合七氟醚麻醉的临床效果。方法 2019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PLC患者57例,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28例和观察组29例, 在行肝叶切除术手术时分别采用七氟醚麻醉或右美托咪定复合七氟醚麻醉。在麻醉前(T0)、术毕即刻(T1)、术后12 h(T2)和术后24 h(T3), 常规监测心率(HR)和平均动脉压(MAP),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估疼痛程度,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皮质醇(Cor)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水平。结果 在T0、T1、T2和T3时, 两组HR和MAP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T1、T2和T3时, 观察组VAS评分分别为(2.1±0.5)分、(1.6±0.4)分和(1.1±0.2)分,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8±0.7)分、(2.2±0.5)分和(1.5±0.3)分, P＜0.05】;在T0时, 观察组血清IL-6、TNF-α、Cor和ACTH水平分别为(5.2±1.1)ng/L、(26.9±4.3)μg/L、(185.6±28.4)mmol/L和(10.6±2.1)pmol/L, 与对照组【分别为(4.9±1.3)ng/L、(27.5±4.6)μg/L、(183.2±30.6)mmol/L和(11.3±2.5)pmol/L】比, 无显著性差异(P>0.05), 而在T3时, 观察组血清IL-6、TNF-α、Cor和ACTH水平分别为(9.7±2.6)ng/L、(31.3±4.8)μg/L、(219.7±32.5)mmol/L和(14.8±3.5)pmol/L,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2.3±3.4)ng/L、(46.7±5.3)μg/L、(285.4±35.1)mmol/L和(29.6±4.9)pmol/L, P＜0.05】。 结论 应用右美托咪定复合七氟醚麻醉能减轻PLC患者接受肝叶切除术时围术期疼痛程度, 缓解围术期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 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在超声引导下采用射频消融(RFA)治疗小肝细胞癌(HCC)患者的疗效, 并分析影响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 2019年12月～2021年1月我院收治的102例HCC患者, 均接受在超声引导下行RFA治疗。在术后一个月复查评估疗效, 并随访2年。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死亡的因素。结果 观察近期疗效发现疾病进展6例, 疾病稳定21例, 部分缓解52例, 完全缓解23例, 总有效率为73.5%;随访发现, 1 a和2 a 生存率分别为90.2%和77.5%;死亡与生存患者性别、年龄、饮酒史、合并乙型肝炎、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和血小板计数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但死亡患者Child Pugh C级、肿瘤细胞低分化、病灶临近血管和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占比及甲胎蛋白(AFP)水平分别为43.5%、34.8%、69.6%、69.6%和(292.4±28.5)μg/L, 均显著高于生存患者【分别为12.7%、21.5%、39.2%、34.2%和(243.8±25.0)μg/L, P<0.05】, 而血清白蛋白水平为(32.2±4.5)g/L, 显著低于生存患者【(41.7±5.8)g/L, P<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血清AFP水平高、Child Pugh C级、病灶临近血管和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均是影响RFA治疗的HCC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在超声引导下采用RFA治疗小肝癌患者近远期疗效肯定, 了解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因素并给予积极的干预和处理, 可能能延长生存时间。

目的 研究能谱CT增强扫描参数鉴别诊断肝血管瘤(HH)与肝细胞癌(HCC)的价值。方法 2021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原发性肝脏占位性病变患者78例, 均接受肝叶切除术治疗, 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HH患者46例和HCC患者32例。术前, 均接受能谱CT平扫和增强扫描, 测量并计算不同单能量CT值、碘(水)浓度(IC)、水(碘)浓度(WC)、病灶碘摄取比值(IUR)和病灶能谱曲线斜率。以组织病理学检查为金标准, 采用kappa系数检验, 分析动脉期参数和门脉期参数单独或联合诊断HCC的价值。 结果 HCC组病灶动脉期50～90 keV 5个单能量水平的CT值分别为(152.3±48.5)、(117.5±41.6)、(95.2±34.3)、(83.1±29.8)和(70.5±25.3), 均显著高于HH组【分别为(81.4±29.6)、(66.5±21.4)、(58.9±16.5)、(54.6±15.2)和(48.3±13.5), P＜0.05】, 门脉期5个单能量水平的CT值分别为(177.5±51.2)、(130.9±35.9)、(106.8±22.8)、(85.9±20.3)和(74.6±19.8), 均显著高于HH组【分别为(130.9±46.3)、(105.8±31.7)、(84.6±22.9)、(73.4±20.5)和(64.2±15.9), P＜0.05】; HCC组动脉期IC、IUR和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2.0±0.6)、(2.7±0.5)和(2.8±0.9), 显著高于HH组【分别为(0.8±0.2)、(1.3±0.4)和(1.0±0.3), P＜0.05】, 门脉期IC、IUR和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2.6±0.8)、(0.9±0.3)和(3.5±1.1), 显著高于HH组【分别为(1.7±0.5)、(0.6±0.2)和(2.5±0.8), P＜0.05】;动脉期与门脉期参数联合诊断HCC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为90.6%、89.1%和89.7%, 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的一致性(Kappa值=0.790), 显著优于动脉期参数或门脉期参数诊断(P＜0.05)。 结论 应用能谱CT增强扫描参数可以帮助诊断HCC而与HH作鉴别,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目的 研究CT与磁共振(MRI)增强扫描诊断肝血管瘤(HH)和肝细胞癌(HCC)的价值。方法 2020年6月～2022年6月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HH患者32例和HCC患者37例, 常规接受CT和MRI增强扫描, 经手术或穿刺取得肝组织, 行病理学检查。采用Kappa检验评定诊断方法之间的一致性, 应用MedCalc1 5.1统计学软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计算曲线下面积(AUC), 评估诊断效能。结果 以病理学检查为诊断的金标准, CT增强扫描发现29例(78.4%)HCC和24例(75.0%)HH, 而MRI扫描发现35例(94.6%)HCC和29例(90.6%)HH;经Kappa一致性检验, CT和MRI扫描与病理学诊断HH和HCC具有一致性(Kappa=0.532, P<0.05和Kappa=0.749, P<0.05); MRI扫描诊断肝内占位性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性分别94.6%、90.6%和92.8%, 显著优于CT诊断(分别为78.4%、75.0%和76.8%, 而两者联合诊断并不能显著提高诊断效能(分别为90.6%、90.6%和92.8%)。 结论 临床在鉴别原发性肝癌与HH困难时, 应首先进行MRI检查。

目的 探讨采用载药栓塞微球经肝动脉化疗栓塞(DEB-TACE)序贯微波消融(MWA)术治疗原发性大肝癌(PLC)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2018年5月～2021年5月我院收治的50例PLC患者, 纳入患者肝内肿瘤直径大于5 cm。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25例和观察组25例, 分别接受常规TACE序贯MWA治疗或DEB-TACE序贯MWA术治疗。常规检测血清甲胎蛋白(AFP)和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随访评估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疾病稳定、疾病进展(PD), 统计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 结果 治疗后, 观察组CR、PR、SD、ORR和CDR分别为44.0%、48.0%、4.0%、92.0%和96.0%, 显著优于对照组(分别为36.0%、24.0%、16.0%、60.0%和76.0%, P<0.05);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AFP和AFP-L3水平分别为(121.5±63.7) ng/mL和(7.1±0.2)%,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434.9±68.5)ng/mL和(13.6±0.4)%, P<0.05】;治疗后随访(18.3±6.7)个月, 观察组病死率为24.0%, 与对照组的48.0%比, 差异无显著性统计学意义(x²=3.125, P=0.077);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位PFS分别是8.3个月和5.3个月(t=3.172, P=0.075), 中位OS分别是14.5个月和9.4个月(t=2.432, P=0.082), 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采用DEB-TACE序贯MWA术治疗大肝癌患者可能临床近期疗效稍好, 但远期疗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的 比较腹腔镜辅助下血管瘤剥除术与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巨大肝血管瘤(HH)患者的疗效。方法 2020年1月～2022年6月我院诊治的HH患者68例, 接受腹腔镜下血管瘤剥除术治疗34例, 接受腹腔镜下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34例。常规检测血生化指标。 结果 剥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腹腔引流量和住院花费分别为(144.6±37.2)min、(402.3±132.5)mL、(257.2±48.6)mL和(3.2±0.7)万元, 均显著短于或低于切除组【分别为(169.5±42.8)min、(537.4±155.8)mL、(335.4±71.2)mL和(3.6±0.6)万元, P＜0.05】;在术后3 d, 剥除组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71.6±14.8)U/L和(48.8±9.2)U/L, 均显著低于切除组【分别为(83.1±15.7)U/L和(57.6±10.6)U/L, P＜0.05】;术后, 剥除组出现胸腔积液、切口液化、切口感染和胆漏等并发症发生率为17.6%, 与切除组的26.5%比, 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采取腹腔镜辅助下血管瘤剥除术与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巨大HH均为有效的手术方案, 但血管瘤剥除术更有利于缩短手术时间, 减少出血量和腹腔引流量, 可根据情况适当选择。

目的 探讨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治疗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AOSC)患者的疗效。方法 2020年1月～2023年1月我院收治的AOSC患者103例, 其中观察组58例接受ERCP治疗, 对照组45例接受开腹手术治疗。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疼痛程度,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IL)-6、IL-1、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C反应蛋白(CRP)水平。 结果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3 d VAS评分和术后住院日分别为(30.7±4.6)mL、(74.3±8.8)min、(3.1±0.8)分和(7.2±1.4)d, 均显著短于或少于对照组【分别为(85.4±10.2)mL、(117.6±12.5)min、(4.9±1.1)分和(13.3±3.7)d, P＜0.05】;在术后5 d, 观察组血清ALT和GGT水平分别为(48.2±4.1)U/L和(163.9±17.2)U/L,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66.9±5.3)U/L和(189.6±21.5)U/L, P＜0.05】;观察组血清IL-6、IL-1、TNF-α和CRP水平分别为(82.6±8.3)ng/L、(20.9±4.0)ng/L、(16.2±3.5)ng/L和(18.1±2.2)mg/L,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00.7±11.2)ng/L、(32.7±5.3)ng/L、(23.6±4.3)ng/L和(32.9±4.8)mg/L, P＜0.05】;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5.1%,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7.8%(P＜0.05)。 结论 采用ERCP治疗AOSC患者效果好, 术后恢复快, 并发症发生率低, 值得临床应用。

目的 比较研究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LCBDE)治疗胆总管结石(CBDS)患者时采取经腹直肌引出T管与经右锁骨中线引出T管引流疗效的差异。方法 2021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CBDS患者198例, 其中A组125例接受LCBDE后T管经腹直肌引出引流, B组73例接受LCBDE后T管经右锁骨中线引出引流。记录两组围术期指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生化指标。常规评估胃肠病生活质量指数(GIQLI)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结果 A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拔管时间和住院日分别为(52.9±3.1)min、(40.2±14.5)ml、(4.1±0.5)d和(7.2±1.1)d, 与B组【分别为(54.7±2.6)min、(39.8±15.9)ml、(5.0±0.7)d和(7.5±1.0)d, P>0.05】比, 无显著性差异;术后, A组血清TBIL、ALT、AST和ALB水平分别为(12.4±2.7)μmol/L、(51.8±4.2)U/L、(36.2±3.4)U/L和(37.9±1.5)g/L, 与B组【分别为(16.5±2.2)μmol/L、(54.7±5.0)U/L、(38.1±3.9)U/L和(37.4±2.0)g/L, P>0.05】比, 无显著性差异;A组GIQLI评分为(129.4±10.3)分, 显著高于B组(105.7±9.9)分, 而SDS评分和SAS评分分别为(30.2±1.7)分和(30.7±1.9)分, 显著低于B组【分别为(35.7±1.9)分和(37.4±2.2)分, P＜0.05】;术后, A组出血、感染、胆漏和胆管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为9.6%, 显著低于B组的20.5%(P＜0.05);术后随访1年, 超声检查显示, A组CBDS复发率为3.2%, 与B组的4.1%比, 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在采用LCBDE术治疗CBDS患者时, 采用经腹直肌引出引流管比经右锁骨中线引出引流管更能减轻患者心理压力, 有利于术后恢复。

目的 探讨经皮经肝I期胆道造瘘(PTOBF)联合分步经皮经肝胆道镜取石术(PTCSL)治疗Roux-en-Y胆肠吻合术经治复发的肝胆管结石患者的疗效。方法 2020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接受过Roux-en-Y胆肠吻合术治疗后结石复发的肝胆管结石患者83例, 其中31例对照组接受PTCSL取石术, 52例观察组接受PTOBF联合PTCSL取石术治疗、超声检查随访。 结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和术后住院日分别为(136.3±29.5)min和6.1(4.7, 7.8)d, 显著长于对照组【分别为(63.9±7.7)min和4.1(3.9, 5.2)d, P<0.05】;观察组一次穿刺成功率和一次瘘道扩张成功率分别为76.9%和94.2%,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4.8%和67.7%(P＜0.05);术前术后, 两组肝功能指标变化无显著性差异(P>0.05);术后观察组引流管脱出发生率为1.9%,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5.8%(P＜0.05), 而两组胆道出血和胸腔积液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1.9%对3.2%和3.9%对3.2%, P>0.05);术后随访7～43个月, 观察组结石再复发率为3.9%,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6.1%(P＜0.05)。 结论 采取PTOBF联合PTCSL术治疗复发性肝胆管结石患者效果显著, 且术中一次穿刺成功率和一次瘘道扩张成功率均较高, 术后引流管脱出和结石再复发率较低。

目的 探讨腹腔镜肝叶切除术治疗合并肝硬化的肝胆管结石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2018年6月～2023年6月长江大学附属荆州医院肝胆胰脾外科诊治的合并肝硬化的肝胆管结石患者59例, 其中20例接受开腹手术, 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原则选择另20例接受腹腔镜手术, 两组均行肝叶切除术。结果 两组体质指数、肝硬化病因和既往手术史均匹配成功, 两组均顺利完成手术, 腹腔镜组无中转开腹者;腹腔镜手术组手术时间为(182.6±97.2)min, 显著长于开腹组【(170.6±95.7)min, P<0.05】, 但术中出血量和肝门阻断时间分别为(203.5±186.6)ml和(32.3±21.4)min, 显著少于或短于开腹组【分别为(232.2±195.3)ml和(40.6±28.8)min, P<0.05】;腹腔镜组术后住院日为(8.6±5.7)d, 显著短于开腹组【(11.5±3.9)d, P<0.05】, 而两组T管日引流量、术后进食时间和下床时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腹腔镜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5.0%, 而开腹组为30.0%(P>0.05)。结论 腹腔镜肝叶切除术治疗合并肝硬化的肝胆管结石患者临床疗效不亚于传统的开腹手术, 而且更加微创,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目的 探讨高频和低频超声联合检查诊断胆囊息肉样病变(PLG)的价值。方法 2020年5月～2023年4月我院诊治的PLG患者64例, 术前均接受低频超声和高频超声检查, 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 术中留取组织行病理学检查。以Kappa系数评价超声诊断与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的一致性。结果 在64例PLG患者中, 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良性病变59例和恶性病变5例;超声检查恶性病变单发、宽基底和发现有血流信号百分比分别为80.0%、80.0%和80.0%, 均显著高于良性病变的44.1%、33.9%和27.1%(P<0.05);经低频超声诊断恶性病变9例(14.1%)、良性病变55例(85.9%), 经高频超声诊断恶性病变8例(12.5%)、良性病变56例(87.5%), 经高频/低频超声联合诊断恶性病变7例(10.9%)、良性病变57例(89.1%), 三种方法诊断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频/低频超声联合诊断病变良恶性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为100.0%、96.6%和71.4%, 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的一致性较高(kappa=0.817)。 结论 鉴于高频与低频超声各有优缺点, 两者联合诊断PLG病变性质可能能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值得不断尝试。

目的 分析比较增强CT与增强磁共振(MRI)成像诊断早期胆囊癌早期的效能。方法 2016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在江苏省兴化市人民医院诊治的早期原发性胆囊癌(PGC)患者70例, 术后组织病理学诊断为TNM分期为≤T2N0M0期, 分析增强CT和MRI的表现特征和诊断效能。 结果 增强CT动脉期显示胆囊壁局部增厚和小结节样轻度强化, 静脉期病灶强化减退不明显, 增强MR动脉期显示胆囊壁局部增厚伴明显强化, 静脉期/延迟期病灶强化减退, 胆囊局部增厚, 基底部与周围界限清楚;经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Tis-T1a期33例, T1b-T2期37例;MRI诊断早期胆囊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9%和91.9%, 显著优于增强CT诊断的66.7%和67.6%(P<0.05)。结论 采用动态增强MRI检查诊断早期胆囊癌效能较高, 可帮助临床作出治疗决策。

EB病毒是人疱疹病毒家族成员之一, 可引起很多疾病。儿童EB病毒感染性疾病多伴有肝损伤, 通常表现为轻至中度肝功能异常, 重者可发展为肝衰竭, 甚至死亡。大多数急性感染患儿经对症支持治疗后恢复正常, 而慢性感染或移植术后感染, 在积极治疗原发病的同时, 需进行免疫调节、化疗和骨髓移植等治疗。本文对儿童EB病毒感染相关肝损伤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疗和预后进行综述, 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