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1.25二羟基维生素D₃[1,25（OH）₂D₃]抑制辅助性T细胞17（Th17）的分化与STAT5调控的关系。方法 通过分选出的CD4⁺T细胞,在1,25（OH）₂D₃和/或STAT5抑制剂的作用下,采用ELISA法检测抑制剂处理后细胞培养上清液Th17细胞因子（IL-17A、IL-22）水平的变化;采用细胞免疫荧光技术检测STAT5的磷酸化水平,采用Western blot技术检测STAT5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1,25（OH）₂D₃组细胞培养上清IL-17A和IL-22水平（12.5±0.5 ng/ml,48.5±0.9 pg/ml）明显低于对照组（22.7±0.5 ng/ml,73.8±1.9 pg/ml）,而STAT5抑制剂组IL-17A和IL-22水平明显升高（33.5±0.7 ng/ml,89.1±1.4 pg/ml）,1,25（OH）₂D₃与STAT5抑制剂联合作用细胞IL-17A和IL-22水平（18.5±0.7 ng/ml,54.1±1.6 pg/ml）显著高于1,25（OH）₂D₃组,但低于STAT5抑制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25（OH）₂D₃组细胞p-STAT5表达显著强于对照组,1,25（OH）₂D₃联合STAT5抑制剂组p-STAT5表达量低于对照组,而STAT5抑制剂组细胞p-STAT5表达量最低;1,25（OH）₂D₃组STAT5蛋白表达明显升高,而1,25（OH）₂D₃联合STAT5抑制剂组或STAT5抑制剂组STAT5蛋白表达明显降低,以STAT5抑制剂组细胞表达最弱,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1,25（OH）₂D₃通过STAT5信号通路能抑制Th17细胞分化。

目的 探讨抗增殖蛋白（PHB）过表达对人肝癌细胞系HepG₂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方法 在已构建的PHB真核表达质粒pEGFP-N1-PHB瞬时转染HepG₂细胞,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比色法（MTT法）检测HepG₂细胞增殖;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HepG₂细胞周期和凋亡。结果 转染pEGFP-N1-PHB细胞增殖明显低于pEGFP-N1空载转染细胞或未转染细胞（P<0.05）;在转染后48 h,转染组G2/M期细胞比例为（27.84±0.47）%,显著高于空载转染组的（17.21±0.64）%或未转染组的（22.67±0.33）%（P<0.001）;转染组细胞凋亡率为（31.72±0.35）%,显著高于空载转染组的（18.66±0.56）%或未转染组的（13.47±0.94）%（P<0.001）。结论 PHB过表达可抑制人肝癌HepG₂细胞增殖,诱导细胞进入G2/M期后被阻滞,并诱导细胞凋亡。

目的 探讨氧化苯砷(PAO)对肝星状细胞（HSC）活化的影响。方法 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提取SD大鼠原代HSC,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HSC形态的改变;以25、50、100、150和200 nmol/L浓度PAO处理活化的HSC-T6细胞,以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法评估PAO的细胞毒性;分别以25、50、100 nmol/L浓度的PAO处理离体培养4 d的HSC 72 h,并设对照组,采用Western blot和Real-time PCR法检测各组细胞α-SMA和I型胶原mRNA和蛋白表达。结果 原代HSC离体培养过程中α-SMA表达量逐渐升高,与培养1 d时（0.762±0.062）比,培养4 d时其α-SMA蛋白表达【(1.51±0.045),P<0.05】 显著升高;PAO在25~100 nmo/L浓度范围内对活化的HSC无明显的细胞毒性,但能浓度依赖性抑制活化的HSC α-SMA 和I型胶原mRNA水平和蛋白表达。结论 离体培养4 d时,HSC呈初始活化状态。PAO在25~100 nmol/L范围可浓度依赖性地阻抑离体培养的HSC的自发激活,提示PAO有潜力成为一类新型的抗肝纤维化药物。

目的 观察高脂饮食和高果糖饮食对大鼠肝脏病理、内生性乙醇、乙醇代谢酶的影响。方法 将SD大鼠18只随机分为正常组（n=6）,予以普通饲料喂养,高果糖组（n=6）接受普通饲料和含20%果糖水喂养,高脂组（n=6）接受高脂饲料喂养。造模16 w后,取肝组织进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活动性评分（NAS）;采用Biovison试剂盒检测门静脉血乙醇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大鼠肝组织乙醇脱氢酶（ADH1）和乙醛脱氢酶（ALDH2）mRNA水平;采用Western blot法测定肝组织ADH1和ALDH2蛋白表达水平;使用乙醇脱氢酶活性试剂盒测定肝组织匀浆乙醇脱氢酶活性。结果 在16 w末,高果糖组大鼠肝组织表现为脂肪变性,高脂组大鼠肝组织主要表现为NASH;高脂组大鼠NAS评分为5.40±0.32,显著高于对照组【（1.10±0.25）,P<0.05】和高果糖组【（2.94±0.40）,P<0.05】 ;高脂组大鼠血清内生性乙醇水平【（1.30±0.15）nmol/μL】显著高于正常组【（1.00±0.10）nmol/μL,P<0.05）】和高果糖组【（1.04±0.23）nmol/μL,P<0.05）】;高脂组大鼠ADH1 mRNA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组（（1.30倍,P<0.05）和高果糖组（1.36倍,P<0.05）;高脂组大鼠ALDH2mRNA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组（1.55倍,P<0.05）和高果糖组（1.44倍,P<0.05）;高脂组大鼠ADH1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2.56倍,P<0.05）和高果糖组（2.52倍,P<0.05）;高脂组大鼠ALDH2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1.41倍,P<0.05）和高果糖组（1.57倍,P<0.05）;高脂组大鼠肝脏乙醇脱氢酶活性为（175±28）μ/L,显著高于正常组【（72±13）μ/L,P<0.05）】和高果糖组【( 78±9)μ/L,P<0.05）】。结论 高脂饮食造模大鼠内生性乙醇浓度显著升高,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蛋白水平升高,乙醇脱氢酶活性显著升高。

目的 建立HEV全长基因组扩增克隆和全长HEV RNA体外瞬时转染细胞方法和初步应用。方法 取5例抗HEV IgG阳性患者血清,采用特异性引物逆转录HEV RNA为cDNA,设计通用的分段且相互重叠的PCR引物分步扩增,然后再分别将PCR产物进行重组PCR扩增,最终获得全长的HEV RNA cDNA产物片段。测序确定其序列,采用T-A克隆全长HEV cDNA序列,将HEV全长cDNA序列进行体外转录,提取转录后产物的RNA（去除DNA模板）,获得高水平的HEV RNA产物,采用脉冲电流转染HepG₂细胞,转染后24 h、48 h和96 h观察细胞上清HEV抗原分泌和HEV RNA 载量。结果 自GenBank获得约300条HEV全长基因组序列,设计了分段重组PCR方法,快速获得了HEV基因组全长序列;T-A克隆HEV全长基因组测序分析其序列,体外转录制备高纯度的HEV mRNA,通过电转方式转入HepG₂细胞,在较短时间内检测出HEV RNA,有效地评价了HEV的体外表型。HEV抗原要先于HEV RNA出现;体外实验显示I型和IV型HEV复制能力无明显差别,都在转染后48 h达到峰值。结论 建立的分段重组PCR法扩增HEV 全长基因组,体外电转细胞系后分泌HEV RNA,为后续HEV分子病毒学和表型耐药研究提供了条件。

目的 探讨妊娠不同阶段给予替比夫定治疗阻断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血清HBsAg阴性父亲,血清HBsAg和HBV DNA阳性孕妇180例,干预1组60例,在孕前口服替比夫定,直至HBV DNA阴性后受孕并继续服药至新生儿出生; 干预2组60例,在孕24 w时口服替比夫定至新生儿出生;对照组60例不进行抗病毒处理。观察婴儿0 w、24 w和48 w时血清HBsAg和HBV DNA阳性情况。结果 干预1组婴儿出生时、24 w、48 w血清HBsAg和HBV DNA阳性率均为0.0%,干预2组出生时、24 w、48 w时 HBV DNA阳性率为5.0%、3.3%、3.3%,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1）;对照组出生时、24 w、48 w血清HBV DNA阳性率为20.0%、18.3%、16.7%,与干预2组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组未发现与应用替比夫定相关的不良反应;三组新生儿胎龄、体质量、身长和Apgar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口服替比夫定至HBV DNA阴性时受孕可以完全阻断乙型肝炎病毒母婴宫内传播,且有较好的孕妇和新生儿安全性。

目的 探讨瞬时弹性成像（TE,Fibroscan®）技术测量肝脏硬度值（LSM） 和超声检测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对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肝脏纤维化分级的效能。方法 91例CHB患者和41例正常人经Fibroscan-502仪测定LSM;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门静脉主干内径（PVD）、最大流速（PVVmax）和平均流速（PVVmean）;CHB患者在超声引导下行肝脏穿刺,对穿刺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结果 CHB患者LSM、PVD、PVVmax和PVVmean分别为（9.40±0.95）kPa、（11.63±0.12）mm、（35.40±0.94）cm/s和（29.82±0.84）cm/s,均显著高于正常人[分别为（4.45±0.20）kPa、（10.85±0.12）mm、（26.10±1.07）cm/s和（21.94±0.73）cm/s,P<0.01];CHB患者肝组织纤维化病理分期为S0者LSM、PVD、PVVmax和PVVmean分别为（5.46±0.33）kPa、（11.36±0.24）mm、（40.99±1.46）cm/s和（34.42±1.29）cm/s,S1期者为（6.06±0.31）kPa、（11.33±0.16）mm、（34.09±1.43）cm/s和（28.90±1.31）cm/s,S2期者为（9.87±1.15）kPa、（12.14±0.31）mm、（33.51±1.59）cm/s和（27.78±1.73）cm/s,S3期者为（15.48±2.16）kPa、（12.42±0.26）mm、（33.01±2.11）cm/s和（28.48±2.05）cm/s,和S4期者为（31.85±8.38）kPa、（12.50±0.34）mm、（28.42±2.78）cm/s和（24.58±2.91）c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9.13、F=4.52、F=5.98和F=4.36,P均<0.01）;CHB患者LSM与PVD、PVVmax和PVVmean存在相关性（r=0.362、r=-0.364、r=-0.345,P<0.01）。结论 综合应用LSM及门静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对临床无创评估CHB患者肝纤维化有一定的诊断意义。

目的 分析慢性丙型肝炎（CHC）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胰岛素抵抗（IR）对干扰素治疗CHC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方法 应用计算机检索PubMed、Ovid、ScienceDirect、Embase、万方、维普数据库1970年至2015年1月发表的关于CHC合并2型糖尿病的临床特征及IR与CHC抗病毒治疗效果关系的文献。应用RevMan 5.2 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本研究纳入22篇合格文献,全部为英文文献。关于CHC合并2型糖尿病临床特征文献11篇,IR对干扰素治疗CHC病毒学应答产生影响文献11篇;CHC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年龄、体质指数（BMI）显著高于单纯CHC或单纯糖尿病患者[P=0.0001,SMD=0.30,95%CI（0.15,0.45）,P=0.04,SMD= 0.17,95%CI（0.01,0.34）],CHC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家族史显著多于单纯CHC或单纯糖尿病患者[P=0.01,RR=1.07,95% CI（1.02,1.13）];CHC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感染HCV基因1型的比例显著低于单纯CHC患者[P=0.01,RR=0.82,95%CI（0.71,0.95）],但两组感染2型或3型比例无显著性差异[P=0.25,RR=1.16,95%CI（0.90,1.50）,P=0.92,RR=1.06,95%CI（0.30,3.78）]）;干扰素治疗CHC患者获得非持续病毒学应答（NSVR）组HOMA-IR水平和IR发生率显著高于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SVR）组[P<0.0001,SMD=0.80,95%CI （0.63,0.97）,P<0.0001,OR=2.0,95%CI（1.59,2.52）]。结论 CHC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临床特征为高龄、高BMI水平和多伴有糖尿病家族史。感染基因1型CHC患者合并2型糖尿病机会小,而合并IR会降低干扰素抗病毒治疗后SVR发生率,是影响干扰素治疗CHC疗效的重要不利因素之一。

目的 分析近年来所收集的中草药所致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的临床及肝组织病理学资料的特点。方法 收集2010年1月至2015年1月收治的305例中草药所致DILI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抗甲型肝炎病毒IgM、抗戊型肝炎病毒IgM、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抗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EB病毒 IgM和抗巨细胞病毒IgM,常规进行肝活检。结果 本组DILI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主要有纳差（46.6%）、乏力（64.3%）和脾肿大（78.0%）;临床分型以肝细胞型（40.0%）为主,87.9%患者发病前用药持续时间大于2周 ;肝组织病理学表现为中度炎症和纤维化（G2-3S2-3 占59.0%）;致肝损伤的单一中草药主要为何首乌（11.8%）、雷公藤（10.8%）和黄药子（9.2%）,中成药复合制剂主要以治疗银屑病（13.8%）和骨关节类疾病（5.6%）中成药为主;三种单一中草药发病前用药时间均短于中成药复合制剂;停药及对症治疗24 w后284例（93.1%）患者恢复正常。结论 中草药致肝损伤发病前用药时间较长,起病较缓慢,需要引起临床重视。

目的 探讨FibroTouch（FT）检测脾实质厚度>4 cm的慢性肝病患者脾脏与肝脏受控衰减参数（CAP）的相关性,并分析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方法 纳入脾实质厚度>4 cm的患者274例。使用FT检测肝脏和脾脏的硬度值和CAP,采用Pearson相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本组肝脏检测成功率为100%,而脾脏检测成功率为77.4%;274例肝脏和脾脏硬度值分别为（10.07±7.04） kPa和（21.34±19.41） kPa,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r=0.548,P<0.000）;肝脏和脾脏CAP值分别为（235.90±54.40） dB/m和（245.45±66.59） dB/m,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r=0.443,P<0.000）;在BMI<24 kg/m²、24~28 kg/m²、≥28 kg/m²组肝脏CAP值分别为（217.0±45.8）dB/m、（251.6±52.8） dB/m和（299.2±46.0） dB/m,脾脏CAP值分别为（230.4±68.9） dB/m、（261.8±52.8） dB/m和（288.2±41.5） dB/m,两者均随BMI增加有增加趋势（P<0.000）;在皮肤-肝包膜距离（SCD）≤20 mm、20~25 mm、≥25 mm组肝脏CAP值分别为（204.5±26.5） dB/m、（237.9±31.1） dB/m和（268.9±60.7） dB/m,脾脏CAP值分别为（229.8±68.4） dB/m、（262.2±54.3） dB/m和（258.4±60.2） dB/m,显示随着SCD的增加肝脏CAP值也增高（P<0.000）,而在SCD<25 mm与SCD≥25 mm组间脾脏CAP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多元回归分析提示BMI是影响肝脏CAP检测的独立因素, 而高密度脂蛋白（HDL）是影响脾脏CAP检测的独立因素。结论 FT可用于有效检测肝脏和脾脏CAP值,通过检测脾脏CAP值以判断肝病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的 比较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合并代谢综合征（MS）患者与单纯NAFLD患者内皮功能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2015年1月至2015年10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并诊断为NAFLD,除外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终末期脏器损伤后,91例患者被分为A组（单纯NAFLD组）和B组（NAFLD合并MS组）,收集临床资料;采用Endo-PAT 2000检测仪无创测定指端反应性充血指数(RHI);采用二项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影响内皮功能的因素。结果 52例A组与39例B组RH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63±0.29 对 1.81±0.29,P<0.01）;A组腰围（92.75±9.10） cm、体质指数（25.99±2.98）kg/m²、收缩压（117.87±15.08） mmHg、空腹血糖（5.08±0.89）mmol/L和甘油三脂（1.46±0.65） mmol/L均显著低于B组【（101.64±10.86） cm、（28.07±3.97） kg/m²、（127.41±12.03） mmHg、（6.87±2.90） mmol/L和（2.69±2.22） mmol/L,P<0.05】,而A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26±0.34）mmol/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62.48±9.79） U/L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93.04±19.56） U/L均显著高于B组【（0.93±0.30） mmol/L、（37.70±10.45） U/L和（55.39±15.59） U/L,P<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空腹血糖（OR=1.34）、游离脂肪酸（OR=5.58）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OR=1.04）为NAFLD患者内皮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NAFLD合并MS患者与单纯NAFLD患者内皮功能存在差异,影响NAFLD患者内皮功能的多个因素与糖脂代谢和肝脏炎症相关。

目的 研究超声检查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择2008年1月~2015年9月我院诊治的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患者80例和体检健康者75例,使用纤维内镜进行胃镜检查,判断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程度,使用意大利百胜Mylab60全数字化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测量门静脉内径、脾静脉内径、门静脉血流量和脾静脉血流量。结果 肝硬化患者门静脉内径、脾静脉内径、门静脉血流量和脾静脉血流量分别为（1.4±0.6） cm、（1.2±0.3） cm、（1023.2±653.4） mL/min和（593.3±112.3） mL/min,均明显高于健康人【（0.9±0.2） cm、（0.6±0.4） cm、（916.3±254.2） mL/min和（325.6±96.4） mL/min,P<0.05】;46例门静脉内径≥1.4 cm组轻度曲张发生率为19.6%,明显低于34例门静脉内径<1.4 cm组的52.9%（P<0.05）,门静脉内径≥1.4 cm组重度曲张发生率为52.2%,明显高于门静脉内径<1.4 cm组的20.6%（P<0.05）;49例脾静脉内径≥1.0 cm组轻度曲张发生率为20.4%,明显低于31例脾静脉内径<1.0 cm组的51.6%（P<0.05）,脾静脉内径≥1.0 cm组重度曲张发生率为51.0%,明显高于脾静脉内径<1.0 cm组的22.6% （P<0.05）。结论 超声检查诊断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轻重程度也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能为评价患者的肝功能和选择治疗方案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目的 观察活血软坚、化瘀通络法治疗肝脾血瘀型肝硬化并发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方法 选取我院消化内科2012年1月~2015年1月收住入院的肝硬化并发上消化道出血患者76例,随机分为试验组38例和对照组38例。给予对照组垂体后叶素和奥曲肽静脉滴注,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中药“隔下逐瘀汤”加减治疗,治疗14 d。使用Olympus 240/260电子胃镜检查,使用西门子X150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仪测定门静脉和脾静脉内径（D）和血流流速（V）。观察中医症状积分变化。结果 试验组平均止血时间为（35.82±12.47） h,对照组平均止血时间为（49.16±11.58） h,经统计学分析,t=10.254,P=0.00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试验组中医证候积分为（10.25±7.54）,对照组中医证候积分为（13.47±6.73）,两组经统计学分析,t=4.538,P=0.000<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门静脉血流量为（580.34±176.38） ml/min,对照组为（650.25±142.47） ml/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脾静脉血流量为（213.36±90.74） ml/min,对照组为（286.74±101.25） ml/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试验组门静脉内径、脾静脉内径改善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活血软坚、化瘀通络法联合止血药治疗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临床疗效满意,对患者脾静脉和门静脉血流动力学改善明显,治疗方法简便可行,患者依从性高。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¹⁸F-FDG PET/CT双时相显像在不同类型肝细胞癌（HCC）诊断中的不同表现,以提高该方法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方法 对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小肝癌、结节型肝癌和巨块型肝癌各40例进行回顾性评价。使用德国Siemens Biograph Turepoint 40 PET/CT 成像仪和¹⁸氟-脱氧葡萄糖（¹⁸F-FDG）对所有病例进行PET/CT显像检查,依托半定量评估基础,计算最大标准摄入值（SUVmax）。结果 在40例小肝癌患者中,21例（52.5%）、在40例结节型肝癌中,24例（60.0%）和40例巨块型肝癌中,37例（92.5%）病灶延迟相SUVmax较早期相升高（F=16.714,P=0.000）;小肝癌患者早期相和延迟相SUVmax分别为3.99±1.40和4.17±1.99（t=-1.406,P=0.168）,结节型肝癌患者早期相和延迟相SUVmax分别为5.04±1.87和5.23±2.25（t=-1.364,P=0.180）,巨块型肝癌患者早期相和延迟相SUVmax分别为6.98±2.57和8.10±3.11（t=-4.119,P=0.000）,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三种类型肝癌之间早期相SUVmax值存在差异（F=22.765,P=0.000）,延迟相SUVmax值也存在差异（F=26.435,P=0.000）。结论 在HCC,随肿瘤直径的增大,双时相显像诊断的可能性增大。

目的 探讨螺旋CT、能谱CT和MRI诊断原发性肝癌的价值比较。方法 选取47例疑似原发性肝癌患者,采用螺旋CT、能谱CT和MRI诊断,比较不同扫描方法的诊断效能。结果 47例患者经三种扫描方法检查,发现能谱CT诊断的真阳性患者36例（76.59%）,常规CT为30例（63.83%）,MRI为34例（72.34%）,三种方法诊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8例胆管细胞癌患者中,MRI诊断7例,能谱CT和螺旋CT检查均为4例;能谱CT扫描和MRI诊断的灵敏度分别为92.3%和89.2%,均优于常规CT（76.6%,P<0.05）,能谱CT诊断的准确率为72.5%,MRI为69.7%,常规CT为50.0%（P<0.05）;此外,能谱CT扫描曲线下面积（AUC）大于常规CT或MRI（t=7.69,t=9.03,P<0.05）;在小于1 cm的肝癌中,常规CT、能谱CT和MRI扫描的灵敏度分别为53.13%,90.63%和90.63%, MRI扫描和能谱CT均高于常规CT扫描（P<0.05）。结论 能谱CT扫描和MRI在诊断原发性肝癌方面,其灵敏度和准确率均优于螺旋CT扫描,在诊断小肝癌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MRI在诊断胆管细胞癌方面优于能谱CT或螺旋CT扫描。

目的 探讨非母婴传播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应用干扰素α2b抗病毒治疗的疗效。方法 选择2013年我院收治的非母婴传播的HBeAg阳性CHB患者13例,以同期母婴传播的HBeAg阳性CHB患者19例作为对照,应用国产干扰素α2b抗病毒治疗48周。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HBV标志物,采用罗氏ABI 7500实时定量PCR系统检测血清HBV DNA定量。结果 在治疗24周和48周,两组完全应答率分别为15.4%、30.8%和15.8%、26.3% （P>0.05);在治疗48周,非母婴传播组血清HBsAg定量低于1500 IU/ml的发生率46.2%,显著高于母婴传播组的22.2% （P=0.045);在疗程结束后24周,非母婴传播组发生完全应答率为38.5%,显著高于母婴传播组的5.3% （P=0.029)。结论 非母婴传播HBeAg阳性CHB患者应用干扰素α2b抗病毒治疗可获得更高的持续应答率。

目的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V基因耐药突变情况。方法 收集2010年12月至2014年12月我院感染病科诊治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60例,均为使用拉米夫定或阿德福韦酯后出现病毒学突变的患者,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HBV DNA,采用ELISA法检测HBeAg和HBeAb定量,对血清HBV DNA直接进行基因测序。结果 在60例患者,发现rtl 180M阳性17%,rtm 204V阳性20%, rtn 236T阳性12%,rtA 181V/T阳性10%;rtl 180M阳性和rtm 204V阳性患者HBV DNA拷贝数较高,rtn 236T阳性患者较rtn 236T阴性患者ALT和HBV DNA拷贝数较低;rtA 181V/T阳性患者较rtA 181V/T阴性患者ALT水平高。结论 rtl 180M、rtm 204V、rtn 236T和rtA 181V/T变异多见于年龄大、病程长的患者,HBV DNA拷贝数升高先于ALT升高者,预后较差,其中rtl 180M和rtm 204V变异患者病情容易复发。

目的 评估血清HBsAg水平变化在预测干扰素α2b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停药后疗效的可行性。方法 给予42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干扰素α2b治疗48 w,停药后随访24 w。使用美国雅培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生化指标;采用PCR法检测血清HBV DNA;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测定法定量检测血清HBsAg水平。结果 在48周治疗和随访24 w结束时,10例（23.8%）完全应答,32例（76.2%）无应答,治疗前两组年龄、性别、ALT、HBV DNA载量、HBsAg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13例治疗24 w时血清HBsAg<20000IU/ml患者中,9例（69.2%）在停药随访24 w时出现完全应答,而在29例治疗24 w时HBsAg定量>20000IU/ml患者中,仅有1例（3.4%)在停药随访24 w时出现完全应答,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0.001);应用干扰素治疗24周血清HBsAg定量<20000IU/ml预测停药后的持续病毒学应答的曲线下面积为0.712,其阳性预测值为69.2%,阴性预测值为96.6%。结论 治疗24周血清HBsAg水平可以作为优化干扰素α2b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早期评估指标,对于治疗后其水平不下降者可以考虑及时停药。

目的 探讨核苷（酸）类似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理想的停药方法。方法 2005年至2008年在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筛选出8例获得完全应答者,再接受干扰素-α继续治疗1年。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HBV标志物,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法检测血清HBV DNA。结果 在8例患者中,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治疗时间为3~8年,接受干扰素治疗1年,获得HBsAg/抗-HBs血清转换4例（50%）,达到临床治愈。另4例患者维持病毒学和血生化学应答,在继续随访中。结论 在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获得完全应答后给予干扰素-α继续治疗,可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从而获得理想的停药条件。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病毒基因分型和变异情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我院住院和门诊诊治的慢性HBV携带者53例和慢性乙型肝炎患者49例,取血清,送往北京地坛医院肝病研究所进行HBV DNA基因测序。结果 在102例慢性HBV感染者中,HBV B型36例（35.29%）,C型59例（57.84%）,B/C混合型4例,未定型3例。慢性乙型肝炎组B型17例,C型28例,B/C混合型3例,未定型1例,携带者组B型19例、C型31例、B/C混合型1例、未定型2例（x²=0.32 P=0.57）;在53例携带者中,检出耐药位点5例（9.4%）,其中3例为rtA181T,1例为rtL180M+rtM204V,1例为rtM/V207I突变,在49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共检出耐药位点13例（26.5%),其中5例为rtA181T,1例为rtL180M+rtM204V,2例为rtM/V207I,2例为rtN236T,1例为rtA181T+rtM204I+rts202N,1例为rtI169V+rtV173D,1例为rtM204I+rtM204L。结论 在HBV携带者和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均检出耐药位点变异,其意义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目的 探讨Y型猪尾巴导管留置腹腔灌洗治疗肝硬化并发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患者的疗效。方法 将130例肝硬化并发SBP患者随机分为联合治疗组和单纯治疗组,各65例,两组患者均给予抗生素、支持等基础治疗,联合治疗组除基础治疗外加用Y型猪尾巴导管一步法穿刺腹腔置管,反复腹腔灌洗,直至腹膜炎症状消失,腹水消退。结果 联合治疗组48例治愈,15例好转,2例死亡。单纯治疗组42例治愈,14例好转,9例死亡;联合治疗组和单纯治疗组有效率分别为96.9%和86.1%（P<0.05）,病死率分别为3.0%和13.9%（P<0.05）;联合治疗组和单纯治疗组体温复常时间分别为（5.0±2.5） d和（8.5±1.7）d（P<0.05）,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分别为（6.2±3.4）d和（10.4±5.8）d（P<0.05）,住院时间分别为（15.0±3.9） d和（21.8±5.8）d（P<0.05）。结论 给予肝硬化并发SBP患者Y型猪尾巴导管置管腹腔,行灌洗治疗疗效好,操作安全、方便、简单。

目的 观察采取倍他洛克联用序贯疗法治疗肝炎肝硬化合并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随机选取2013年2月~2014年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肝炎肝硬化合并消化性溃疡患者84例作为研究对象,42例对照组患者采取阿莫西林胶囊口服,2次/d,奥美拉唑20 mg口服,1次/d,连续5 d。再给予奥美拉唑20 mg口服,1次/d,克拉霉素500 mg口服,2次/d,替硝唑0.5口服,1次/d,连续5 d;另42例在上述常规序贯疗法治疗5 d后,给予倍他洛克12.5 mg口服,2次/d,治疗7 d。两组患者治疗2~4个月后,复查胃镜。结果 联合组溃疡面愈合、缩小、无变化和未愈的百分比分别为38.1%、57.1%、4.7%和0.0%,而序贯组则分别为0.0%、76.1%、11.9%和1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有效率为95.2%,对照组为7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倍他洛克治疗肝炎肝硬化合并消化性溃疡患者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目的 观察奥曲肽联合普萘洛尔对原发性肝癌（PLC）并发门脉高压（PHT）患者相关静脉血流量和门静脉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影响。方法 将纳入研究的84例PLC并发PHT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44例和对照组40例,给予观察组患者奥曲肽和普萘洛尔,给予对照组普萘洛尔治疗,3天后观察脾静脉、门静脉、肝静脉血流量和门静脉血管内径、平均血流速度（TAV）、血流量（BF）]的变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门静脉血流量为（712.55±83.76）ml/min,显著低于对照组【（826.53±106.92）ml/min,P<0.05】,脾静脉血流量为（273.45±43.17） ml/min,显著低于对照组【（332.31±53.93）ml/min,P<0.05】,肝静脉血流量为（1232.17±792.63）ml/min,与对照组【（1195.65±801.37）ml/min,P>0.05】比,无统计学差异;治疗后,观察组门静脉直径为（10.88±0.31）mm,显著小于对照组【（11.48±0.59）mm,P<0.05】,PVP为（2.36±0.64）kPa,显著低于对照组【（2.89±0.66）kPa,P<0.05】,TAV为（14.93±2.56）cm/s,显著快于对照组【（13.75±2.35）cm/s,P<0.05】。结论 奥曲肽和普萘洛尔联合应用能更好地控制PLC并发PHT患者的门静脉高压症。

目的 探讨老年非肝病患者肝功能指标的临床特征。方法 纳入A组150例为<60（46.83±6.08）岁,B组222例为60~74（65.89±4.61）岁和C组278例为≥75（82.91±4.77）岁患者。常规检测肝功能指标。结果 B组患者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γ谷氨酰转肽酶（GGT）、碱性磷酸酶（ALP）分别为（24.35±28.82）U/L、（36.45±34.23）U/L、（78.44±35.44）U/L,均分别高于A组的[（17.85±9.65）U/L、（28.38±22.23）U/L、（72.78±28.79）U/L,P<0.05]和C组的[（17.72±12.05）U/L、（28.31±19.04）U/L、（70.36±20.04）U/L,P<0.01];血清总胆汁酸（TBA）、血清白蛋白（ALB）、血清总蛋白（TP）、血清前白蛋白（PA）水平在A、B、C组呈现出依次下降趋势（P<0.05或P<0.01）;B组和C组基础疾病患病率分别为74.77%和79.50%,显著高于A组的32.67%（P<0.01）,合并罹患多种基础疾病的比例也随年龄呈上升趋势。结论 60岁~74岁老年组肝功能异常突出,随年龄增长肝脏合成和代谢等功能降低,尤其是蛋白合成功能降低更明显,基础疾病患病率明显升高,提示临床上应慎用加重肝脏负担的药物,避免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并注重营养支持治疗。

目的 观察肝硬化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在内镜治疗后，早期口服营养液的可行性。方法 我院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就诊的肝硬化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228例，观察组114例在内镜止血后12 h早期给予口服营养液，114例对照组患者则接受流质饮食。结果 治疗后1 w，观察组血清TBIL为（15.4±4.2） μmol/L、ALB为（32.4±6.1）g/L，对照组则分别为（18.7±3.67） μmol/L和（29.1±3.7） g/L，观察组血清白蛋白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INR为（12.0±1.0），对照组为（14.5±0.7），两组差异显著（P<0.05）；在随访期间，两组自发性腹膜炎、肺部感染、尿路感染发生率无显著性相差（P>0.05）。结论 肝硬化并发消化道出血患者在内镜下止血后早期进食营养液，对肝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并可能减少再出血的发生。

临床上应用的抗乙型肝炎病毒（HBV）药物主要有干扰素和核苷（酸）类似物两类,在大多数慢性HBV感染者即使经过长期的抗病毒治疗仍不能彻底清除病毒。感染的控制和病毒的清除有赖于机体的免疫系统。感染慢性化与机体特异性免疫功能,尤其是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密切相关。通过增强抗HBV感染的免疫治疗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一种治疗策略。目前研究的热点主要包括免疫激动剂、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负调节分子阻断剂、特异性CTL调节分子激动剂或佐剂、治疗性疫苗、特异性T细胞受体（TCR）转基因技术、携带嵌合抗原受体的T细胞和多糖类物质等,本文对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肝衰竭患者并发症多,病死率高,及时准确评估肝衰竭患者预后,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治疗过程的把握十分重要,并最终改善肝衰竭患者的预后。本文对近几年出现的新的肝衰竭预后模型进行了综述,包括MELD评分、SOFA评分、改良的SOFA评分、ALFED模型,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急性肝衰竭预后评分模型的优缺点和运用条件。另外,对新出现的肝衰竭生物标志物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肝纤维化是多种病因所致的慢性肝损伤的一种创伤愈合反应,持续的炎症与纤维形成最终导致肝硬化。肝星状细胞（HSC）是肝纤维化的主要生成细胞,肝脏内细胞外基质（ECM）的过度沉积是其主要功能。各种促纤维化因子如血管紧张素-II（AngII）、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瘦素、结缔组织因子等可与HSC表面上相应的受体结合,并激活相应的信号通路,进而导致HSC的激活、增殖,ECM过度沉积,引起肝纤维化形成。因此,了解各种促纤维化因子与肝纤维化的关系,可为抗纤维化的科学研究及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门静脉高压是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的主要原因,有效降低门静脉压力梯度是预防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的关键。卡维地洛是一类具有潜在的非心脏选择性的β受体和α受体阻滞剂,可通过降低门静脉压力进而减少食管胃静脉曲张的出血风险。本文就卡维地洛相比于传统的β受体阻滞剂如普萘洛尔或奈比洛尔、内镜下套扎、β受体阻滞剂联合硝酸酯类等治疗方案对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的防治作用和不良反应进行分析,以期更好的指导临床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