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肪肝（Fatty liver,FL）一词是1844年Rokitansky在肥胖患者病理检查发现肝脏有脂肪贮积而命名的。1980年Ludwig et al将无饮酒史的肥胖和糖尿病（DM）患者出现的FL和肝小叶炎症病变命名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后,才步入NAFLD研究时代。35年来,其研究发展的主要亮点如下。

在Farrell GC et al编撰的权威性著作《脂肪性肝病实用指南》一书中,有些学者提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发展为脂肪性肝炎（NASH）主要是肝脂肪变和胰岛素抵抗（IR）引起,其中肝脂肪变、氧化应激、Toll样受体4、内毒素反应、细胞因子、初始免疫、纤维生成与疾病发展均与基因变异有关,甚至提出了小叶性炎症、纤维性变、ALT、AST变化也由基因控制^[1]。治疗上需改变生活习惯,纠正IR,抗氧化。除手术和修饰基因（Genetic modifier）外,目前尚无更好的治疗疗法。该书不足之处是没有认识到瘦素在NAFLD和NASH几个重要环节中的致病作用,但很多文献却已提及其重要性,而即使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没有抑制瘦素和抗纤维化的有效药物,因而认为目前尚无治疗良策。我复习了该书全部内容和百余篇国内外文献^[2~7]后,提出在NAFLD全程的五个重要环节采取多靶点的中西药联合治疗的策略,以供参考。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发病与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 和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病理学改变与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相似,但无过量饮酒史^[1]。在此要强调NAFL与NASH的不同,NAFL是指病理活检显示肝脏脂肪变性,但是不具有肝纤维化或气球样变性的肝细胞损伤。NASH指在肝脏脂肪变基础上出现气球样肝细胞损伤伴或不伴肝纤维化^[2],NASH发生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细胞癌风险明显增高,而NAFL则很低^[2],NASH是NAFL发生肝硬化的必经阶段^[3]。

硬化是各种慢性肝病进程中的终末期阶段,是由一种及以上病因引起的进行性、弥漫性、纤维性病变。在肝硬化门脉高压时,因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等因素可导致菌群失调。由于肠道内菌群的种属、定植能力及代谢能力等改变,在不同的阶段均可加重肝脏损伤。近年来,肝硬化进展与肠道菌群的关系,特别是细菌移位机制及肠道微生态失衡在常见进展期肝硬化并发症中的作用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肝病,而脂肪代谢异常是其发病机制中最关键的一环^[1]。NAFLD伴有的脂代谢紊乱不仅表现在肝脏脂质过载沉积引起的代谢应激损伤,而且常并发血脂水平异常,包括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和混合型高脂血症等,后者是导致NAFLD患者最终死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包括冠心病、缺血性卒中以及外周动脉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控制血脂水平对于防治NAFLD相关的代谢综合征及其相关终末期器官病变,改善患者远期预后尤为重要。随着大量新研究成果的发表,针对血脂异常的治疗发生了重大观念上的改变。最近,欧美和我国均相继更新了血脂异常管理的权威指南,如2013年美国血脂控制指南、2014年美国脂质协会发布的血脂管理指南、2014 年中国胆固醇教育计划等。另一方面,应用最广泛的降脂药物如他汀类和贝特类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肝损伤风险和其他不良反应,特别是NAFLD人群肝脏本身存在脂肪变及炎症多重打击,加上目前尚缺乏治疗NAFLD的特效药物,单纯依靠减肥、保肝抗炎药物、改善胰岛素抵抗药物治疗NAFLD的效果并不理想^[1]。因此,如何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采取正确的降脂治疗方法,在有效改善NAFLD患者长期预后的同时不加重肝脏损伤,是当前临床治疗NAFLD的重点和难点。

目的探究维生素D的活性形式—1,25-(OH）2D3联合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Akt）信号通路的特异抑制剂LY294002对体外培养大鼠肝星状细胞的抑制作用。方法将HSC-T6细胞分为正常对照、 DMSO组、1,25-(OH）2D3、LY294002组和1,25-(OH）2D3+ LY294002 联合组,采用MTT法检测细胞增殖;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变化;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HSC-T6细胞凋亡;采用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Phospho-Akt（Ser473）、AKT（PAN）、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caspase）-3蛋白表达。结果体外干预肝星状细胞48 h后,两药联合干预组细胞抑制率为87.5%,显著高于1,25-（OH）2D3组的50.3%或LY294002组的40.3%（P<0.05）;联合组细胞凋亡率为92.12%,显著高于1,25-(OH）2D3组的71.0%或LY294002组的34.0%（P<0.05）;在显微镜下观察,两药处理组细胞形状由星形变为不规则形,凋亡数量增多,表现为正常活细胞数目明显减少,胞间隙增宽,细胞体积缩小,胞浆浓缩,胞核固缩,可见空泡及细胞碎片,有的细胞出现数量不等的凋亡小体;与单药干预组比,联合组细胞Bax/Bcl-2比值上升明显（P<0.05）,活化的凋亡蛋白caspase-3表达显著增加（P<0.05）。结论1,25-（OH）2D3可协同LY294002 共同诱导 HSC-T6 细胞凋亡,增强其抗肝纤维化的效果。

目的研究多功能蛋白酶脱嘌呤/脱嘧啶核酸内切酶 (APE1/Ref1）在慢加急性肝衰竭大鼠肝细胞不同部位的表达意义。方法将30只SD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n=15）和模型组（n=15）。采用四氯化碳（CCL₄）联合D-氨基半乳糖（D-GalN）和内毒素（LPS）注射法制备肝衰竭模型,使用B超监测筛选成功模型。检测血清ALT、AST、总胆红素(TBIL）,采用HE染色观察肝组织病理学变化,采用免疫组化和免疫印迹法检测肝组织胞浆蛋白、胞核蛋白、总蛋白APE1/Ref1的表达。结果本组实验,经B超筛选模型成功率达80%;正常对照组血清ALT、AST和TBIL水平分别为（56.5±16.0） U/L、(178.7±36.5） U/L和（3.2±0.6） μmol/L,均显著低于模型组【（620.4±347.5）U/L、（1077.7±666.1）U/L和（21.2±16.9）μmol /L,均P<0.05】;免疫组化法检测模型组肝组织APE1/Ref1表达水平为（6.8±1.3）IOD,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的【（8.1±1.2）IOD,P<0.05】,模型组胞浆蛋白水平为（0.91±0.08）IOD,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的【（0.18±0.01）IOD,P<0.01】,而核蛋白和总蛋白水平分别为（0.71±0.01）IOD和（0.92±0.03）IOD,均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1.41±0.04）IOD和（1.15±0.01）IOD,P<0.05】。结论慢加急性肝衰竭大鼠肝内APE1/Ref1表达呈现由细胞核内转向胞浆内表达的特征,总体表达呈下降水平。

目的体外构建人肝细胞核因子4α（HNF4α）基因真核表达载体,并初步鉴定其在HepG2细胞的表达。方法从肝癌手术患者获得肝组织,分离得到肝组织总RNA,将其逆转录合成cDNA,经特异性引物扩增HNF4α基因片段,将其定向连接到pcDNA3.1(+）真核表达载体,经抗生素筛选后,酶切及测序鉴定其序列正确。提取质粒,转染HepG2细胞,48 h后裂解细胞,应用抗HNF4α行Western blot检测目的蛋白。结果从临床肝癌患者肝组织中成功分离得到总RNA,扩增出HNF4α基因,经筛选、酶切鉴定和测序,确认pcDNA3.1-4α真核表达载体构建成功。在转染HepG2细胞48 h后,检测显示53 kDa位置有明显融合蛋白条带。结论我们成功构建了HNF4α基因真核表达载体,体外转染HepG2细胞成功表达HNF4α蛋白,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目的探讨疏肝健脾方含药血清对酒精性损伤HepG2细胞脂肪变性的保护作用。方法采用酒精诱导HepG2细胞损伤模型,设立正常对照组、模型组、含药血清组（疏肝健脾方含药血清）和正常血清组,观察HepG2细胞形态以及生长情况;采用MTT法检测细胞活力,采用油红O染色对存活HepG2细胞脂肪变程度进行观察和量化比较,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HepG2细胞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γ蛋白表达水平。结果含药血清组细胞形态与正常对照组HepG2细胞形态相似,细胞形态完整,贴壁生长状态良好;含药血清组和正常对照组HepG2细胞脂肪变程度十分接近,脂肪变程度较轻;油红O染色显示,异丙醇溶液脱色后吸光度测定值在模型组为（0.942±0.051）,正常血清组为（0.928±0.049）,均显著高于含药血清组（0.619±0.043）和正常对照组【（0.621±0.050,P<0.05】;MTT吸光度值在正常对照组为（1.021±0.071）,在含药血清组为（0.962±0.066）,也显著高于模型组（0.561±0.035）和正常血清组【（0.572±0.041）,P<0.05】;正常对照组和含药血清组HepG2细胞PPARγ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和正常血清组（P<0.05）。结论疏肝健脾方含药血清对酒精性损伤HepG2细胞脂肪变性有保护作用。

目的体外构建HEV ORF3蛋白融合His标签的真核表达载体及其初步鉴定和蛋白表达。方法从1例男性31岁戊型肝炎患者血清中分离HEV RNA,逆转录合成cDNA,特异性引物扩增HEV ORF3片段,将其定向连接到pcDNA3.1(-）-His真核表达载体中,经抗生素筛选后,酶切及测序鉴定其序列正确性。采用提取质粒转染HepG2细胞,培养96 h后裂解细胞,采用抗His-Tag抗体进行Western blot检测目的蛋白。结果从戊型肝炎患者血清中成功分离出I型HEV RNA,经抗生素筛选、酶切鉴定和测序确认pcDNA3.1(-）-HEF3-His真核表达载体构建成功,转染HepG2细胞,经Western blot检测显示15 kDa位置有明显融合蛋白条带。结论成功构建了HEV ORF3与His标签融合的真核表达载体,体外转染HepG2细胞后鉴定其工作良好,为后续HEV ORF3蛋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目的探讨应用核苷（酸）类药物抗病毒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和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磷的变化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我科诊治的HBV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使用德国罗氏公司生产的MODULP8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生化指标（血磷浓度正常值为0.82~1.62 mmol/L。血磷浓度至少2次<0.82 mmol/L即诊断为低磷血症）。应用SPSS 21.0软件包对临床资料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发生低磷血症的危险因素。结果本组纳入318例患者（慢性乙型肝炎197例,乙型肝炎肝硬化121例）,其中单药或联合应用阿德福韦酯(ADV)治疗的患者217例,服用其它核苷（酸）类药物患者101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低磷血症发生率为11.7%,肝硬化患者为10.7%（P>0.05）;在应用ADV的126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20例（15.9%）发生,而在71例未服用ADV的患者中,3例（4.2%）发生低磷血症（x²=5.83,P<0.05）;在应用ADV的91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中,11例（12.1%）发生低磷血症,而在30例未联用ADV患者中2例（6.7%）发生低磷血症（x²=0.29,P>0.05）;在33例小于35岁的患者中,8例（24.2%）发生,而在33例大于55岁的患者中,3例（9.1%）发生低磷血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OR=7.36,P=0.007）和使用ADV（OR=3.51,P=0.015）为发生低磷血症的影响因素。结论青壮年HBV感染者应用ADV治疗可能发生低磷血症,应注意监测。

目的探讨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维生素E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将83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实验组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和维生素E治疗,对照组则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两组总疗程均为8 w。通过随访观察,对两种方法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分析。采用空腹抽取静脉血测定血糖;采用上海丰汇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测定血脂;采用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检测肝功能指标;使用西门子Sequoia512超声诊断仪进行肝脏检查,用来评估脂肪肝程度。结果实验组和对照组血糖水平都有所下降,其中实验组为7.6 mmol/L,对照组为7.8 mmol/L,两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实验组ALT和AST分别为（43.8±18.2） IU/L和（42.3±9.6） IU/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59.0±10.8） IU/L和（51.5±12.2）IU/L,P<0.05];治疗后实验组甘油三脂和总胆固醇分别（1.50±0.57） mmol/L和（5.09±1.18） mmol/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3.00±0.29） mmol/L和（5.78±1.23）mmol/L,P<0.05];治疗后实验组肝脏B超评分为（1.2±0.3）,显著低于对照组[（1.6±0.3）,P<0.05];实验组的总有效率为79.5%,显著高于对照组（54.5%,P<0.05）。结论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维生素E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疗效优于单纯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

目的探讨成年居民血清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关系。方法调查符合入选条件的12381名年龄18岁及其以上的昆明市社区居民,测定其腰围、体质指数（BMI）、血压、空腹血糖、血脂谱、γ-谷氨酰转肽酶（γ-GT）和HbA1c,并行上腹部B超检查。按HbA1C水平的四分位数进行分层,分为Q1~Q4组（HbA1C水平分别为：Q1组≤5.2%,5.2%<Q2组≤5.4%,5.4%<Q3组≤5.6%,Q4组>5.6%）,分析各组NAFLD患病率及临床特征,并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NAFLD患病的危险因素。结果在本组被调查人群中,NAFLD患病率为27.2%,其中男性为31.9%,女性为21.0%,男性患病率较女性高(P<0.001）;Q1、Q2、Q3、Q4组NAFLD患病率分别为18.5%(534/2883）、22.8%(555/2436）、25.6%(840/3285）、38.1%(1440/3777）,即随着血HbA1C水平的升高,NAFLD患病率逐渐升高;3369例NAFLD患者收缩压、TC、LDL-C、空腹血糖均随着HbA1c水平的升高而递增;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显示高HbA1C水平为NAFLD患病的危险因素(0R=1.67,95%CI 1.15~2.43,P=0.007）。结论血HbA1C是NAFLD患病的危险因素,且两者都与血脂代谢紊乱联系紧密。

目的研究不同年龄段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外周动脉僵硬度的变化,探讨影响动脉僵硬度增高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根据超声检查是否存在脂肪肝将2382例健康体检者分为NAFLD组和无NAFLD组。使用欧姆龙BP-203RPE III动脉硬化检测装置同时检测左右两侧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值。以baPWV≥1400 cm/s为动脉僵硬度增高,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动脉僵硬度增高的危险因素。结果在2382例体检者中,发现NAFLD患者935例（39.3%）,在1595例男性中,检出NAFLD 患者726例（45.5%）,在787例女性中,检出NAFLD患者209例（26.6%,P<0.001）;20~39岁年龄段NAFLD组baPWV水平为（1340.0±180.7） cm/s,显著高于无NAFLD组【（1203.9±155.2） cm/s,P<0.001】;40~59岁年龄段NAFLD组baPWV水平为（1437.1±232.6） cm/s,显著高于无NAFLD组【（1355.8±217.9） cm/s,P<0.001】;大于60岁年龄段NAFLD组baPWV水平为（1885.8±404.0） cm/s,与无NAFLD组的baPWV水平【（1830.2±430.6） cm/s】无统计学差别（P>0.05）;不同性别NAFLD对baPWV增高发生率的影响不同,以女性患NAFLD对baPWV影响较大;在1643例血压正常者,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性别、NAFLD和血清总胆固醇为baPWV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NAFLD患者较无NAFLD人群动脉僵硬度增高,以青中年NAFLD患者增高更为明显。NAFLD为动脉僵硬度增高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血浆置换（PE）联合血浆灌流（PP）治疗肝衰竭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2012年6月~2015年7月我科治疗的肝衰竭患者46例为观察组,行PE联合PP治疗;以2007年1月~2008年5月治疗的肝衰竭患者46例为对照组,行单纯PE治疗。采用日本OLYMPUS AU5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肝功能指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CRP、TNF-α、IL-6水平。结果观察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41.3%和93.47%）均明显高于单纯PE组（21.74%和78.26%,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TBIL、INR、NH₃、CRP、TNF-α和IL-6水平分别为（308.3±35.3）μmol/L、（1.6±0.2）、（214.3±22.7）μmol/L、（7.4±1.1）mg/L、（1128.3±345.3）ng/L和（115.5±12.0）ng/L,明显低于对照组【分别为（326.1±38.4）μmol/L、（1.9±0.8）、（267.5±26.1）μmol/L、（10.3±1.3）mg/L、（2012.3±318.4）ng/L和（184.3±20.1）ng/L,P<0.05】;观察组ALB水平为（34.3±4.9）g/L,明显高于对照组【（31.4±3.9）g/L,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9.6%,显著低于对照组的36.1%（P<0.05）。结论血浆置换联合血浆灌流治疗肝衰竭患者有助于清除炎性因子,改善肝功能,提高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相关的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血浆置换（PE）对慢加急性肝衰竭治疗的疗效。方法按肝衰竭诊疗指南的诊断标准,收集2012年5月至2014年2月我科诊治的52例乙型肝炎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的住院临床资料。使用德国BE公司血液凝固分析仪检测凝血功能指标;使用美国 Beckman LH750 血球分析仪检测血细胞计数;使用日立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生化指标。结果16例死亡患者入院时凝血酶原时间（PT）为（48.8±11.7）s、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APTT）为（65.8±19.0）s、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率（INR）为（2.4±1.0）、血氨为（100.1±74.7）μmol/L,均显著高于36例生存患者[分别为（42.7±14.0）s、（48.0±11.4）s、（1.7±0.4）和（47.9±21.5）μmol/L,P<0.05];死亡组入院时凝血酶原活动度（PTA）为（31.8±12.9）%、血小板计数为（85.6±61.3）×10⁹/L、白蛋白为（29.2±4.1）g/L、血钾为（3.8±0.5）mmol/L,均显著低于生存组[分别为（47.9±21.2）%、（133.4±50.7）×10⁹/L、（32.8±4.7）g/L、（4.1±0.6）mmol/L,P<0.05];死亡组发生肝性脑病、腹水、自发性腹膜炎、电解质紊乱和发生2个以上并发症所占比例（分别为37.5%、68.75%、25%、62.5%、62.5%）显著高于生存组（分别为2.8%、30.35%、2.8%、11.11%、11.11%,P<0.05）;患者在接受PE治疗后PTA[（44.8±23.5）%]、白细胞计数[（8.0±3.6×10⁹）/L]、白蛋白[（36.4±3.6）g/L]、血尿素氮[（7.1±4.6）mmol/L]较治疗前显著升高[分别为（36.6±14.6）%、（5.9±2.8×10⁹）/L、（33.7±4.1）g/L、（5.4±3.8）mmol/L,P<0.05],红细胞计数[（3.9±0.7×10⁹）/L]、血红蛋白[（119.5±18.2）g/L]、ALT为[（100.6±67.9）U/L]、AST[（120.0±62.8）U/L]、总胆红素[（335.7±121.3）μmol/L]、间接胆红素[（226.3±77.9）μmol/L]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分别为（4.2±0.8×10⁹）/L、（130.6±23.8）g/L、（300.0±302.3）U/L、（227.2±174.6）U/L,（410.8±129.8）μmol/L,（290.4±100.5）μmol/L,P<0.05]。结论凝血酶原时间、血小板和白蛋白是判断乙型肝炎相关的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预后的敏感的实验室指标,发生并发症的患者预后差,PE治疗可暂时改善患者的凝血功能及肝功能指标,却对其生存无影响。

目的观察消水方联合托伐普坦治疗肝炎肝硬化顽固性腹水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肝炎肝硬化顽固性腹水患者40例,按1:1比例随机分为治疗组20例和对照组20例。对照组采用保肝、利尿、人血白蛋白支持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予消水方（黄芪30 g、苍术10 g、白术15 g、猪茯苓各15 g、米仁30 g、仙灵脾15 g、女贞子15 g、枸杞子15 g、石斛15 g、全当归15 g、车前子包30 g、汉防己15 g、大腹皮15 g）1剂/d,口服4周,托伐普坦15 mg/d口服,1周后改为7.5 mg/d,再服2周。使用日本东芝TDA-4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生化指标,使用意大利百胜MyLAB60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测量门静脉（PV）和脾静脉（SV）血管内径（D）、最大血流速度（Vp）。根据血管截面积和平均血流速度计算血流量（Q）。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5%,显著高于对照组（55%, P<0.05）;治疗组治疗后24 h尿量为（2305.5±468.57）ml,较治疗前【（1035.4±225.45）ml,P<0.05】显著增加,腹围为（64.9±11.8）cm,较治疗前【（83.5±13.7）,P<0.05】显著减小;治疗组治疗后血钠和尿钠水平分别为（136.4±6.8）mmol/L和（48.6±6.2）mmol/L,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分别为（130.3±6.2）mmol/L和（33.6±5.8）mmol/L,P<0.05）】;治疗组治疗后血清ALB为（35.4±5.3） g/L,较对照组【（30.8±6.5）g/L,P<0.05】显著升高;治疗组治疗后腹水量为（4.53±3.93）cm,较对照组【（6.81±3.73）cm,P<0.05】显著减少;治疗组治疗后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为（14.65±3.78）cm/s,脾静脉最大血流速度为（15.16±3.92）cm/s,较对照组显著增加【分别为（14.42±3.35）cm/s和（14.76±3.62）cm/s,P<0.05】;治疗组治疗后门静脉血流量为（1059.4±489）ml/min,脾静脉血流量为（653±325）ml/min,较对照组显著减少【分别为（1256.8±524）ml/min和（796±308）ml/min,P<0.05】。结论消水方联合托伐普坦治疗肝炎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疗效确切。

目的观察脾腔小口径分流联合断流术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肝血流动力学和肝储备功能的影响。方法86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分别行脾腔小口径分流联合断流术（联合组,58例）和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断流组,28例）。通过术中自由门静脉压力（FPP）监测和术后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明确不同手术方式对门静脉血流量（PVF）的影响,通过吲跺氰绿排泄试验（ICGR15）观察肝储备功能和有效肝血流量（FHF）的变化。结果联合组术后FPP、PVF、FHF和ICGR15分别为（31.4±2.4） cmH₂O、（900±350）ml/min、（551±246）ml/min和（31.2±13.8）%,较术前有明显降低或升高【（38.2±3.6） cmH₂O、（1250±360）ml/min、（696±300）ml/min和（23.6±11.9）%,P<0.05】。断流组术后FPP、PVF,FHF和ICGR15为（32.8±3.2） cmH2O、（980±250）ml/min、（507±140）ml/min和（27.4±13.0）%,也较术前明显升高或降低【（36.9±3.9） cmH2O、（1320±320）ml/min）、625±158）ml/min和（22.2±13.4）%,P<0.05】。与断流组比较,联合组FPP下降更为明显（P<0.05）,而PVF、FHF和ICGR15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术后30天联合组肝功能良好、轻度和重度代偿不全发生率为72.4%、19.0%和8.6%,断流组分别为67.9%、21.4%和10.7%,两者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随访5~36月,联合组分别有1例和4例发生上消化道出血和肝性脑病,断流组分别为3例和2例。结论脾腔小口径分流联合断流术治疗门静脉高压症是安全有效的,该术式在降低门静脉压力同时,可维持门静脉向肝血流,保护肝脏储备功能,防止肝功恶化衰竭。

目的总结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服用恩替卡韦过程中出现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特征和处理经验。方法自2011年7月至2013年7月解放军第302医院收治3例服用恩替卡韦过程中出现周围神经病变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对其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特征进行总结。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HBV DNA,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HBsAg和HBeAg、甲状腺功能、维生素B12、叶酸,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自身免疫抗体,采用ICP-MASS质谱分析法检测铅、镉等重金属,使用GE公司E9型超声仪检测四肢血管,使用丹麦维迪公司Keypoint型电生理仪检测神经传导速度和肌电图。结果3例患者均为中年男性,在服用恩替卡韦3天~52周出现周围神经病变,主要表现为四肢末端麻木、疼痛,神经传导速度减慢,肌电图检查均正常;3例患者均停用恩替卡韦,更换为阿德福韦酯抗病毒治疗,并给予B族维生素、复合辅酶、前列地尔、丹参等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患者不适症状在1周~5周内恢复,神经传导速度在16~61周内恢复,随访期间未出现复发。结论恩替卡韦可以导致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出现周围神经病变,临床表现各异。一旦发生,应做到及时停用可疑药物、个体化处理,预后较好。

目的评价Child C级肝硬化并发小肝癌患者行经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治疗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2月~2012年12月我科53例行TACE治疗的Child C级肝硬化并发小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每例患者至少行2次TACE治疗,两次治疗间隔为30~40 d,以第2次TACE治疗结束时开始随访,所有病例均随访2年,于术后第1、3、6、12、24 m复查肝功能、AFP、凝血功能指标、腹部CT或MRI检查。结果术后1、3、6、12和24 m总有效率分别为100.0%、100.0%、83.0%、54.7%、41.5%,其中1 a生存率约为60.0%,2 a生存率为45.0%;在TACE术后1 m,患者肝功能较术前变化无统计学差异,凝血功能指标变化较术前也无统计学差异 [PT为（17.1±2.4） s 对（16.7±2.2） s];在TACE术后24 m,血清ALT较术前下降,与治疗前比,有统计学差异[（89.4±21.2）U/L 对（67.9±20.4）U/L,P<0.05];死亡原因主要是基础肝病所致。结论TACE治疗Child C级肝硬化并发小肝癌患者,临床有一定的疗效,能显著延缓这类患者因肝癌进展所致的死亡。

目的探讨恩替卡韦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抗乙型肝炎病毒治疗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2012年3月~2015年3月我院收治的169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给予对照组聚乙二醇干扰素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比较两组治疗48 w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结果两组治疗后血清ALT、AST、TBIL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降低程度显著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ALT和TBIL复常率为95.29%和91.7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5.71%和78.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HBsAg、HBeAg和HBV DNA阴转率分别为44.71、51.76%和6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29.76%、35.71%和44.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恩替卡韦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疗效显著,安全。

目的分析应用拉米夫定联合干扰素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脂肪肝患者的疗效。方法随机纳入65例慢性乙型肝炎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初治和52例曾接受过核苷类药物治疗失败的慢性乙型肝炎合并NAFLD患者,给予拉米夫定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Peg-IFNα-2a）治疗48 w。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清HBV DNA,采用微粒子酶免分析法检测血清HBV标志物。使用B超检查诊断脂肪肝。结果在治疗48 w时,初治组完全应答率为47.7%,而再治疗组为28.8%,差异显著（P<0.05）;在治疗24 w时,初治组患者血清HBV DNA低于不可检测水平发生率为41.5%,显著高于再治组的23.1%（P<0.05）,在治疗第48 w时,达到86.2%,也显著高于再治组的59.6%（P<0.05）;在治疗24 w时,两组血清HBeAg/HBeAb转换率无明显差别,而在治疗48 w时,初治组HBeAg/HBeAb血清转换率明显高于再治疗组（72.3%对63.1%,P<0.05）;在治疗48 w时,两组患者脂肪肝的改善率无明显差异（46.2%对50.0%,P>0.05）。结论核苷类药物与干扰素联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脂肪肝患者疗效确切,在初治患者疗效更明显。

目的探究影响2型糖尿病人群新发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相关因素。方法自2012年1月开始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法观察128例2型糖尿病患者,根据基线腰围逐渐增粗分为A组、B组、C组和D组,观察至2015年1月。常规检测血生化指标和超声检查。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影响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的相关因素。结果4组人群性别、TC、HDL-C 和吸烟率无明显差异（P>0.05）,而年龄、BMI、SBP、DBP、FBG、TG之间比较,C组和D组明显高于A组和B组（P<0.05）;D组LDL-C为（2.24±0.45）mmol/L,明显低于A组、B组和C组（P<0.05）;本组共发现非酒精性脂肪肝13例（10.2%）,其中A组1例（3.0%）,B组2例（7.4%）,C组3例（10.0%）,D组7例（18.4%）;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B组发生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为A 组的1.223 倍（P<0.05）,C组为A组的1.581 倍（P<0.05）,D组为A组的1.976 倍（P<0.05）,说明糖尿病患者腰围越粗,新发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越大。结论腰围是影响糖尿病人群新发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应早期干预,注意加强运动和饮食控制,以防止脂肪肝的发生。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在肝癌术后肝内肿瘤复发中的诊断价值。方法48例肝癌切除术后患者经常规超声检查发现肝内直径≤2.0 cm的单发病灶患者进行超声造影检查和血清AFP检测。结果在术后平均（32.86±7.54）个月,常规超声检查发现48例肝癌术后患者肝内出现直径≤2.0 cm单发病灶,48个单发病灶呈圆形或者类圆形占位性病变,其中44个呈低回声,4个呈高回声;超声造影检查判断肿瘤复发病灶35个,良性结节13个;在32例血清AFP>200 μg/L患者,肝内肿瘤发生率为87.50%,明显高于16例血清AFP≤200 μg/L患者的43.75%,具有统计学差异（x²=10.338,P=0.001）;在48个单发病灶中,超声造影诊断正确44个（91.67%）,包括复发病灶33个和良性结节11个;超声造影对肝癌术后患者肝内直径≤2.0 cm单发病灶诊断的准确度为91.67%（44/48）,灵敏度为94.29%（33/35）,特异度为84.62%（11/13）。结论超声造影可以对肝癌术后患者肝内复发病灶进行早期诊断,对于提高患者的治疗疗效和生存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的分析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应用恩替卡韦治疗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2012年5月~2014年6月期间收治的92例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作为临床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恩替卡韦治疗组和阿德福韦治疗组,每组46例。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HBV DNA 定量。结果在治疗48 w末,恩替卡韦治疗组患者血清HBV DNA转阴率达到82.61%,显著高于阿德福韦治疗组的63.05%（P<0.01）;恩替卡韦治疗组患者Child- Pugh评分为（6.1±1.4）分,相比阿德福韦治疗组Child- Pugh评分（7.4±1.5）分,明显降低（P<0.05）。结论应用恩替卡韦治疗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临床效果较好。

目的观察脐带血干细胞治疗失代偿期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安全性及对肝功能的改善作用。方法选择失代偿期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6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30 例和对照组30例。对照组行护肝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经股动脉插管至肝固有动脉,注入脐带血干细胞治疗。结果治疗后8 w,治疗组和对照组血清ALB 水平分别为（33.1±8.3）g/L 和（25.6±7.6）g/L,PTA 分别为（43.0±11.4）%和（38.2±12.5）%,差异有显著性（P<0.05） ;GGT水平分别为（250.3±17.5）U/L 和（360.3±16.5）U/L,ALP水平分别为（380.3±16.5）U/L 和（510.3±17.5）U/L,IgM水平分别为（21.3±16.5）g/L 和（32.5±18.5）g/L,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脐带血干细胞治疗失代偿期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可以改善肝脏的合成、代谢功能,调节免疫功能,安全性好。

目的探讨酒精性肝硬化患者Child-Turcotte-Pugh （CTP）分级与尿微量蛋白及血糖和血脂变化的关系。方法收集92例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其中CTP A级30例,B级38例,C级24例。采用RIA法检测尿微量白蛋白（M-Alb）、免疫球蛋白G （IgG）、β2-微球蛋白（β2-MG）和α1-微球蛋白（α1-MG）;使用Selectra XL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空腹血糖（FBG）、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LDL-C）。结果不同CTP分级组间尿M-Alb、IgG、β2-MG和α1-MG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CTP分级为C级患者尿M-Alb、IgG、β2-MG和α1-MG分别为（93.50±4.15） mg/L、（27.92±2.67） mg/L、（29.68±3.59） mg/L和（57.30±4.62） mg/L,均显著高于A级和B级患者（P<0.05）,而A级与B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CTP分级组间FBG、TC、LDL-C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TG、HDL-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CTP分级为C级患者FBG为（6.21±2.03） mmol/L,显著高于A级和B级,TC、LDL-C分别为（2.83±1.13） mmol/L和（1.15±0.54） mmol/L,显著低于A级和B级（P<0.05）,CTP分级为B级患者LDL-C为（1.87±0.67）mmol/L,显著低于A级（P<0.05）。结论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受损越严重,肾功能损伤和糖脂代谢紊乱越明显。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CT（MSCT）灌注参数诊断原发性肝癌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本院肝胆外科收治的60例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另选60例健康人作为对照,使用西门子公司生产的Sensation多排螺旋CT成像系统扫描,对肝癌区组织、癌旁组织和正常肝组织扫描结果经软件处理后获取灌注参数。结果肝癌组织血流量（BF）为（214.7.6±34.7） ml/100 g.min^-1、肝动脉灌注量（AP）为（157.4±33.8） ml/（min.ml^-1）、平均通过时间（MTT）为（19.6±5.1）s、肝动脉供血分数（HAF）为（0.69±0.18）×10^-2,显著高于癌旁组织和健康人肝组织（P<0.05）; 肝癌组织对比剂到达时间（IRF To）为（2.14±1.43）s,显著低于癌旁组织或健康人肝组织（P<0.05）;肝癌组织、癌旁组织和健康肝组织毛细血管通透性（PS）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原发性肝癌患者肝癌组织MSCT灌注参数与癌旁组织或健康肝组织存在显著差异,对临床诊断原发性肝癌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加味五花解郁汤联合百乐眠胶囊治疗肝气郁结型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2011年2月~2015年2月选择在我院诊治的肝气郁结型抑郁症患者88例,根据随机抽签法将患者分为治疗组44例和对照组44例,给予两组口服盐酸氟西汀胶囊治疗。对照组同时服用百乐眠胶囊治疗,给予治疗组加味五花解郁汤和百乐眠胶囊治疗,两组均治疗1个月。结果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抑郁评分分别为（24.25±3.33）分和（12.34±2.55）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分别为（33.10±3.87）分和（33.23±4.29）分,P<0.05】;治疗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发生恶心1例、口干1例、嗜睡1例,对照组则分别为2例、2例、3例。结论加味五花解郁汤联合百乐眠胶囊治疗肝气郁结型抑郁症立足病机,能有效缓解抑郁症状,提高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门冬氨酸鸟氨酸保护重症胰腺炎患者肝功能损害的临床效果。方法79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被随机分为治疗组40例和对照组39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除常规治疗外给予门冬氨酸鸟氨酸10 g溶于5%葡萄糖注射液250 ml中静脉滴注,2次/d,治疗7 d。使用罗氏C702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尿淀粉酶（AMY）、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CRP）和血生化指标;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TNF-α、IL-1、IL-6、IL-8水平。结果对照组治疗后第3 d血ALT、AST、TBIL明显升高,ALB明显下降,至第5 d和8 d仍明显处于异常水平,而治疗组第3 d血ALT、AST、TBIL仅轻微升高,ALB轻微下降,至第8 d恢复至正常水平,在治疗后的各时间点治疗组血ALT、AST、TBIL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血ALB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浆TNF-α、IL-1、IL-6和IL-8水平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但治疗组下降更为明显,且在治疗后各时间点治疗组TNF-α、IL-1、IL-6和IL-8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门冬氨酸鸟氨酸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有明确的保护肝脏功能损害和减少炎性因子释放作用。

目的分析急性胆囊炎患者胆汁病原菌感染特点。方法自2010年1月~2013年12月江苏省泰州地区6家综合医院诊治的急性胆囊炎患者1878例,取胆汁行细菌培养及药敏鉴定。结果2010年共获细菌培养529份,革兰阴性菌占63.14%,革兰阳性菌占35.16%;2011年共获细菌培养576份,革兰阴性菌占58.16%,革兰阳性菌占39.76%;2012年共获细菌培养572份,革兰阴性菌占55.07%,革兰阳性菌占43.53%;2013年共获细菌培养537份,革兰阴性菌占51.96%,革兰阳性菌占45.44%。革兰阴性菌主要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主要以屎肠球菌、粪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感染较少,只有白色念珠菌、假丝酵母菌检出。结论急性胆囊炎患者胆汁以革兰阴性杆菌感染居多,但革兰阳性球菌呈逐年上升趋势,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明显增加。在临床上应加强感染监测,重视药敏结果,警惕多重耐药菌的出现。

随着肝脏外科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近年来精准肝脏外科理念的提出,肝切除术后并发症明显减少^[1~3]。然而,凝血功能障碍在合并肝硬化的肝癌患者术后仍然时有发生。肝硬化患者因其独特的凝血环境,使其治疗相对困难。现将我科治疗的1例合并乙型肝炎肝硬化的肝癌患者术后凝血障碍的治疗过程报道如下.

血色病是指铁过量沉积于肝脏、胰腺、心脏及其他实质器官,并对这些器官的结构和功能造成损害的疾病。多发生于北欧人,而亚洲人和黑人发病率较低,在我国发病少见。现将我科收治1 例血色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存在系统性和肝脏局部缺氧。对于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与脂肪性肝病的研究显示机体缺氧程度与胰岛素抵抗、肝脏脂肪变、炎症和纤维化程度相关。动物实验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缺氧及其缺氧诱导因子能促进肝细胞脂肪堆积,加速肝脏炎症、纤维化,甚至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是我国肝衰竭的主要类型,其病情发展迅速、预后不良、病死率较高。在我国,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导致ACLF的主要病因,其中HBV前C（PC）/核心启动子（CP）区基因变异与ACLF的发生密切相关。本文重点介绍HBV PC/CP区基本结构和功能、PC/CP区变异后生物学特性的改变、ACLF的免疫病理损伤机制、PC/CP区变异与ACLF疾病进展的临床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大量研究表明,肝病,特别是肝硬化和肝癌患者,发生肠道菌群紊乱或细菌过度生长的机率增高,并且肠道菌群失调与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肠道菌群所产生的脂多糖（LPS）可与其识别受体Toll样受体4（TLR4）结合,通过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介导一系列免疫炎症反应,进一步加重肝损伤,促进炎症相关的肝细胞癌发生;抗生素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减少内毒素的产生等作用有可能减缓肝细胞癌的发生和发展。

肝细胞癌（HCC）是世界范围内第五大常见肿瘤,为肿瘤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常见原因。由于HCC 早期症状隐匿,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是中晚期,失去了接受治愈性治疗的机会。目前,HCC的非手术治疗方法很多,包括介入栓塞化疗、消融、放射治疗、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等。现有治疗方法的单独或组合应用已被证明能够控制肿瘤生长,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

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与2型糖尿病（T2DM）发生关系密切。HCV影响T2DM的机制主要有干扰胰岛素信号传导、促进肿瘤坏死因子α过度表达、影响脂质代谢和铁代谢、导致胰腺细胞损伤等。T2DM在HCV各种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中扮演重要角色,T2DM可引起HCV患者肝脏脂肪变性,加重肝纤维化进展,造成抗病毒治疗失败,甚至还能促进肿瘤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