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慢性损伤模型细胞周期抑制因子P21(P21)表达对肝损伤程度和胆管上皮细胞转分化为肝细胞的影响。 方法 利用谱系示踪技术建立胆管上皮细胞示踪模型小鼠;在胆管上皮细胞示踪小鼠,利用腺相关病毒构建肝细胞特异性P21过表达模型;利用胆碱缺乏/乙硫氨酸补充饮食(CDE)构建小鼠严重慢性肝损伤模型;采用蛋白印迹和免疫组织荧光法检测胆管上皮细胞标记和P21过表达水平,以过表达P21为实验组,过表达空载体为对照组,取损伤2 w和损伤后恢复2 w的小鼠肝组织,采用蛋白印迹、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组织荧光等技术检测肝损伤程度、细胞增殖水平、胆管上皮细胞转分化效果和转分化细胞特性。 结果 在CDE诱导慢性肝损伤小鼠,肝细胞特异性过表达P21组肝脏外观表面失去原有光泽,肝质量比为(4.5±0.1)%,显著低于对照组【(5.2±0.2)%,P＜0.05】;血清AST、ALT和TBIL水平分别为(385.4±12.7)U/L、(423.8±32.4)U/L和(21.3±1.4)μmol/L,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75.9±11.4)U/L、(214.8±23.5)U/L和(10.5±0.9)μmol/L,P＜0.05】;过表达P21组肝细胞Ki67阳性比例为(0.1±0.1)%,显著低于对照组【(8.2±1.5)%,P＜0.05】,S期标志蛋白CyclinA2阳性比例为(0.1±0.2)%,显著低于对照组【(3.2±0.7)%,P＜0.05】,而两组间G1期特异性蛋白CyclinD1阳性比例无显著性差异【(43.2±3.5)%对(42.0±2.8)%,P>0.05】】,提示肝细胞过表达细胞周期抑制蛋白P21使肝细胞阻滞于G1/S期;肝细胞过表达细胞周期抑制蛋白P21组在损伤恢复2周时出现了带有绿色荧光标记的肝细胞样克隆,这群细胞表达HNF4α肝细胞标志物。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肝细胞样克隆具有成熟肝细胞的特征,比如表达Alb、CYP3A4、CYP2E1和CYP2D6等。 结论 在肝损伤过程中,P21过表达抑制肝细胞增殖能力,导致肝损伤程度加剧,从而促进胆管上皮细胞转分化为具有功能的成熟肝细胞。

目的 探讨抗菌肽Cathelicidin-PY对脂多糖(LPS)/D-氨基半乳糖(D-GalN)诱导的急性肝衰竭(ALF)小鼠的保护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取60只C57BL/6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小剂量Cathelicidin-PY干预组(1.0 mg.kg^-1)和大剂量Cathelicidin-PY干预组(3.0 mg.kg^-1),每组15只。采用LPS/D-GalN腹腔联合注射构建小鼠ALF模型,其中干预组在注射LPS/D-GalN前2 h经尾静脉注射Cathelicidin-PY。在造模后5 h,每组取5只小鼠采集血标本和肝组织,记录剩余小鼠24 h存活情况。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1β(IL-1β)水平,采用TUENL染色法检测肝细胞凋亡,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肝组织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剪切体(cleaved caspase-3)蛋白表达。 结果 小剂量和大剂量Cathelicidin-PY干预组小鼠24 h存活率为40%(4/10)和60%(6/10),均显著高于模型组的10.0%(1/10,P<0.05);模型组小鼠血清TNF-α和IL-1β水平分别为(1069.4±178.0)pg/mL和(1354.1±162.9)pg/mL,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40.7±33.6)pg/mL和(436.2±46.8)pg/mL,P<0.05】,而小剂量和大剂量Cathelicidin-PY干预组血清TNF-α和IL-1β水平均显著低于模型组(P<0.05);模型组小鼠肝细胞凋亡数量和Cleaved caspase-3蛋白表达均较对照组显著增多或增强(P<0.05),而小剂量和大剂量Cathelicidin-PY干预组肝细胞凋亡数量和Cleaved caspase-3蛋白表达均较模型组显著减少或减弱(P<0.05)。 结论 Cathelicidin-PY能通过减轻炎症反应和抑制肝细胞凋亡,改善LPS/D-GalN诱导的ALF小鼠肝损伤,降低动物死亡率。

目的 探讨剪切波弹性成像(SWE)评估肝损伤大鼠肝纤维化程度的价值。 方法 将52只SD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12只和实验组40只,采用CCl₄腹腔注射诱导肝损伤模型,分别实验4 w、6 w、8 w和10 w,后者每个时段10只。在实验结束前,在麻醉状态下采用SWE行肝脏硬度检测(LSMs),常规进行血生化和血液检查,计算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小板(PLT)比率指数(APRI)和肝纤维化-4因子指数(FIB-4)。在处死动物后立即行LSMd检测,常规进行肝组织病理学检查。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各指标诊断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效能。 结果 肝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大鼠F0/F1期非显著性肝纤维化18只,≥ F2显著性肝纤维化30只;非显著性肝纤维化组APRI评分为(0.05±0.02),显著低于显著组【(0.14±0.12),P＜0.05】,FIB-4评分为(0.13^-100±0.09^-100),显著低于显著组【(0.25^-100±0.13^-100),P＜0.05】,LSMs为(5.2±1.7))kPa,显著低于显著组【(9.7±2.8)kPa,P＜0.05】,LSMd为(3.6±0.8))kPa,显著低于显著组【(8.8±1.7)kPa,P＜0.05】;LSMs和LSMd诊断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1和0.93,显著大于APRI(0.75,P＜0.05)或FIB-4(0.69,P＜0.05),其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6.7%和87.5%,及85.7%和92.0%。 结论 采用SWE检测肝硬度评估肝损伤大鼠显著性肝纤维化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操作简便,准确率高,可重复性强,值得探讨应用。

目的 研究应用瞬时弹性成像技术行肝脏硬度检测(LSM)联合多普勒超声检测门静脉血流动力学指标评估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效能。 方法 2018年12月～2022年10月我院收治的96例CHB患者和同期74例健康体检者,接受FibroTouch检测,获得LSM,和超声检测门静脉主干内径(PVD)、最大流速(Vmax)和平均流速(Vmean),CHB患者接受肝活检。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指标诊断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效能。 结果 CHB组LSM、PVD、Vmax和Vmean分别为(9.5±1.6) kPa、(12.7±2.1) mm、(35.4±3.1)cm/s和(29.8±2.8) cm/s,显著大于健康人【分别为(4.4±0.5)kPa、(10.7±1.6)mm、(26.1±2.5)cm/s和(21.7±2.2)cm/s,P<0.05】;经肝组织病理学检查,在96例CHB患者中,发现非显著性肝纤维化32例,显著性肝纤维化64例;显著性肝纤维化患者LSM和PVD分别为(14.5±2.6)kPa和(13.3±2.3) mm,显著大于非显著性肝纤维化患者【分别为(5.8±0.8)kPa和(11.2±1.8)mm,P<0.05】,而Vmax和Vmean分别为(29.1±2.6)cm/s和(24.2±1.9)cm/s,显著低于非显著性肝纤维化患者【分别为(36.9±3.8)cm/s和(30.6±2.7)cm/s,P<0.05】;经ROC曲线分析显示,分别以LSM为9.5 kPa和PVD为12.0 mm为截断点,两者联合诊断显著性肝纤维化的敏感度为90.1％,特异度为77.4％,显著优于两指标单独检测诊断(P<0.05)。 结论 使用FibroTouch检测的LSM联合超声检测的PVD诊断CHB患者显著性肝纤维化具有较高的效能,值得临床进一步验证。

目的 探讨应用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联合利巴韦林治疗的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血清可溶性血管黏附蛋白-1(sVAP-1)和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2018年2月～2021年2月我院收治的CHC患者62例和同期体检者48例,CHC患者均接受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联合利巴韦林治疗24周。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sVAP-1和SAA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清HCV RNA载量。采用早期病毒学应答(EVR)、治疗结束时病毒学应答(ETVR)和持续病毒学应答(SVR)考核疗效。 结果 CHC患者血清sVAP-1和SAA水平分别为(164.0±29.3)μg/L和(3.0±0.6)mg/L,显著高于健康人【分别为(73.7±15.8)μg/L和(0.8±0.2)mg/L,P<0.05】;17例血清高载量CHC患者血清sVAP-1和SAA水平分别为(225.9±33.7)μg/L和(4.3±0.7)mg/L,显著高于26例中等等HCV RNA载量患者【分别为(156.7±28.4)μg/L和(3.0±0.5)mg/L,P<0.05】或19例低HCV RNA载量患者【分别为(118.7±22.0)μg/L和(1.8±0.3)mg/L,P<0.05】;获得病毒学应答患者血清SAA水平显著高于未获得应答患者【EVR:(4.1±0.7)mg/L对(2.2±0.5)mg/L,ETVR:(3.2±0.9)mg/L对(1.6±0.4)mg/L和SVR:(3.7±0.8)mg/L对(1.5±0.4)mg/L,P<0.05】,而应答与未应答患者血清sVAP-1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CHC患者血清sVAP-1和SAA水平升高,其变化与病毒复制水平可能有关。监测血清SAA水平变化或有助于预测CHC患者的抗病毒疗效。

目的 分析超声衰减参数(UAP)诊断体检人群脂肪肝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020年11月～2020年12月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体检中心体检人群,除常规血生化检测和腹部超声检查外,还接受iLivTouch检查超声衰减参数(UAP)和肝脏硬度测量(LSM)。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UAP或UAP联合其他指标诊断脂肪肝的效能。 结果 在308例体检人群中,发现健康人56例,脂肪肝患者252例。男性脂肪肝患者远多于女性(P<0.001),而两组年龄无统计学差异(P>0.05);脂肪肝组血清HDL水平显著低于健康人组,而BMI、血清TG、TC、LDL、VLDL、ALT、AST、Cr、UA、GLU和UAP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人组(P<0.05);BMI、ALT和UA为影响UAP的独立因素;UAP诊断脂肪肝的截断点为251.35dB/m,其AUC为0.856,敏感度为0.710,特异度为0.839;UAP联合BMI和ALT诊断脂肪肝的AUC为0.920,显著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 结论 使用iLivTouch检查可诊断脂肪肝,结合BMI和血生化指标可能更有助于诊断。

目的 分析不明原因的慢性血生化异常(NCALBT)患者病因诊断及其肝组织学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诊治的248例NCALBT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接受肝活检,采用改良Scheuer评分评估。常规检测血生化、血清学和病毒学指标。 结果 在248例NCALBT患者中,诊断药物性肝损伤(DILI)89例(35.9%),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67例(27.0%),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39例(15.7%),遗传代谢性肝病(IMLD)30例(12.1%),特发性非硬化性门静脉高压(INCPH) 20例(8.1%)和其他肝病3例(1.2%);DILI和AILD患者血生化指标显著高于其他肝病患者(P<0.05);本组168例(67.8%)NCALBT患者肝组织处于G_2-4/S_2-4状态,即有明显的炎症和纤维化损伤,DILI(61.8%)、AILD(95.5%)、NAFLD(56.4%)、INCPH(65.0%)和其他肝病(100.0%)均以G_2-4/S_2-4为主,而IMLD患者肝组织G_2-4/S_2-4只占36.7%。 结论 NACLBT患者病因以常见病为主,综合血清和组织学检查往往可以明确诊断。

目的 探讨应用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脂必泰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的疗效。 方法 2019年6月～2021年12月我院诊治的NAFLD患者94例,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47例和观察组47例,分别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或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脂必泰治疗,两组均治疗观察6个月。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二胺氧化酶(DAO)、D-乳酸(D-LA)、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采集新鲜粪便,进行细菌培养和鉴定。 结果 在治疗结束时,观察组血清谷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谷氨酰转肽酶水平分别为(33.4±6.8)U/L、(32.5±7.4)U/L和(62.5±5.7)U/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52.8±7.3)U/L、(49.6±7.7)U/L和(78.6±7.4)U/L,P<0.05】;血清总胆固醇、三酰甘油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分别为(4.6±1.5)mmol/L、(2.1±0.5)mmol/L和(2.2±0.3)m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5.3±1.8)mmol/L、(2.7±0.7)mmol/L和(2.9±0.5)mmol/L,P<0.05】;粪便肠杆菌和肠球菌数量分别为(7.6±1.3)lgCFU/g和(6.2±1.2) lgCFU/g,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8.3±1.5)lgCFU/g和(6.9±1.2)lgCFU/g,P<0.05】,而粪便拟杆菌和双歧杆菌数量分别为(10.5±1.4)lgCFU/g和(11.6±1.3) lgCFU/g,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9.7±1.3) lgCFU/g和(9.6±1.2)lgCFU/g,P<0.05】;血清DAO、D-LA、IL-6和TNF-α水平分别为(24.5±4.3)ng/mL、(28.3±3.9)μmol/L、(22.5±4.6)pg/mL和(70.1±7.7)ng/m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9.8±5.2)ng/mL、(32.9±4.2)μmol/L、(29.8±5.4)pg/mL和(87.6±8.5)ng/mL,P<0.05】。 结论 应用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脂必泰治疗NAFLD患者可获得较好的短期疗效,表现为肝功能和血脂指标明显改善,肠道微生态平衡恢复,值得进一步观察。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合并2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瘦素、视黄醇结合蛋白-4(RBP-4)和胆碱酯酶(ChE)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2019年4月～2022年4月我院诊治的NAFLD合并T2DM者74例(其中脂肪变轻度28例,中度25例,重度21例)、NAFLD患者30例、T2DM患者30例和健康人30例,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瘦素和RBP4,常规检测血清ChE水平,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各指标预测重度肝脂肪变的效能。 结果 NAFLD合并T2DM患者胰岛素抵抗指数为(5.8±1.7),显著高于T2DM患者的(3.9±1.1)、NAFLD患者的(3.6±0.9)或健康人的【(1.9±0.4),P＜0.05],而胰岛素敏感性指数为(-4.4±0.5),显著低于T2DM患者的(-4.0±0.4)、NAFLD患者的(-4.0±0.3)或健康人的【(-3.5±0.3),P＜0.05];NAFLD合并T2DM患者血清瘦素和RBP4水平分别为(17.1±3.1)μg/L和(30.6±2.8)mg/L,显著高于T2DM患者【分别为(12.3±2.7)μg/L和(24.1±2.3)mg/L,P＜0.05]或NAFLD患者【分别为(13.1±2.4)μg/L和(23.9±2.7)mg/L,P＜0.05]或健康人【分别为(9.7±1.9)μg/L和(20.1±1.9)mg/L,P＜0.05],而血清ChE水平为(8337.3±755.9)IU/L,显著低于T2DM患者【(9080.2±684.7)IU/L,P＜0.05]或NAFLD患者【(9159.9±812.2)IU/L,P＜0.05]或健康人【(9987.4±975.4)IU/L,P＜0.05];重度脂肪变患者血清瘦素和RBP4水平显著高于中度或轻度患者,而血清ChE水平显著低于中度或轻度患者(P＜0.05);应用血清瘦素、RBP4和ChE水平联合检测预测重度NAFLD的AUC为0.834,其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76.2%、81.1%和79.7%,显著高于三项指标单独评估(其AUCs分别为0.727、0.739和0.708,P＜0.05)。 结论 NAFLD合并T2DM患者血清瘦素和RBP4水平升高,而血清ChE水平降低,它们血清水平的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NAFLD的严重程度,联合检测可以帮助评估病情。

目的 探讨垂体功能减退症(HP)患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情况及其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₄)水平和FT₃/FT₄比值变化,以探讨甲状腺功能与NAFLD发生之间的关系。 方法 2018年1月～2022年6月我院诊治的HP患者32例和NAFLD患者30例,使用超声行腹部检查。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₃)、FT4、促甲状腺激素(TS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皮质醇(Cor)、生长激素(GH)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 结果 在本组32例HP患者中,经超声检查诊断合并NAFLD者17例;HP合并NAFLD组体质指数、血清ALT、AST、GGT、LDH和TG水平分别为(27.4±3.6)kg/m²、76.7(36.3,328.6) U/L、65.2(38.5,335.2)U/L、68.5(32.2,82.5)U/L、(313.5 ± 55.3)U/L和(2.1±0.7)mmol/L,均显著高于HP组【分别为(23.4±1.5)kg/m²、16.2(10.4,23.6)U/L、18.1(14.5,25.9)U/L、36.0(12.5,43.5)U/L、(198.1 ± 47.3)U/L和(1.3±1.2)mmol/L,P<0.05】,而血清HDL水平为(0.8±0.6)mmol/L,显著低于HP组【(1.2±0.5)mmol/L,P<0.05】;HP合并NAFLD组血清FT₄和GH水平分别为9.4(7.3,12.7)pmol/L和0.05(0.04,0.10) ng/mL,显著低于HP组【分别为12.3(8.8,15.3)pmol/L和0.1(0.05,0.2)ng/mL,P<0.05】,而血清FT₃/FT₄比值为0.4(0.3,0.4),显著大于HP组【0.2(0.2,0.4),P<0.05】,血清TSH、FT₄和GH水平分别为1.3(0.4,3.3)μIU/mL、9.4(7.3,12.7)pmol/L和0.05(0.04,0.10) ng/mL,显著低于NAFLD组【分别为2.8(1.4,4.5)μIU/mL、16.5(11.6,24.9)pmol/L和0.1(0.05,0.3)ng/mL,P<0.05】,而血清FT₃/FT₄比值显著大于NAFLD组【0.2(0.1,0.3),P<0.05】。 结论 垂体功能减退可能通过改变全身激素水平而影响脂质代谢,导致NAFLD的发生。

目的 研究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及其对治疗应答率的影响。 方法 2016年5月～2022年9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52例、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患者34例和AIH-PBC重叠综合征(OS)患者46例,按照指南要求,给予每种疾病患者规范的治疗。另选52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T3、T4、促甲状腺激素(TSH)、抗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TRAb)、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TBG)和甲状腺球蛋白(Tg)。 结果 AIH组、PBC组和OS组血清FT3水平分别为4.5(3.9,5.0)pmol/L、4.4 (4.0,4.5)pmol/L和4.1(3.7,4.7)pmol/L,血清FT4水平分别为14.8(13.0,16.5)pmol/L、14.6(13.0,16.0) pmol/L和14.8(13.1,15.9)pmol/L,均显著低于健康人【分别为4.8(4.5,5.0)pmol/L和15.7(14.5,16.9)pmol/L,P<0.05】;OS组血清TSH水平为3.4(2.1,6.4)mIU/L,显著高于健康人【2.8(2.0,3.3)mIU/L,P<0.05】;AIH组血清TRAb、TGAb、TPOAb、TBG和Tg阳性率分别为5.4%、21.6%、29.7%、8.1%和0.0%,PBC组分别为6.9%、13.8%、17.2%、10.3%和3.4%,OS组分别为12.5%、18.8%、21.9%、0.0%和3.1%,三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AIH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发生率分别为9.6%和13.5%,PBC组分别为20.6%和23.5%,OS组分别为6.5%和30.4%,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治疗6个月末,AIH、PBC和OS患者治疗应答者分别为21例(41.2%)、25例(73.5%)和12例(26.7%),合并与未合并甲状腺疾病患者治疗应答率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28.6%对45.9%、66.7%对81.3%和38.9%对(18.5%,均P>0.05)。 结论 AIH、PBC、OS三组中血清FT3、FT4水平明显降低,血清TSH水平明显升高。是否合并甲状腺疾病对AIH、PBC、OS三种疾病的治疗应答无明显影响。

目的 分析比较药物诱导性自身免疫性肝炎(DI-AIH)、药物性肝损伤(DILI)和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的临床特征。 方法 2017年1月～2021年12月我院收治的22例DI-AIH患者、23例DILI患者和23例AIH患者,给予DI-AIH和AIH患者泼尼松或/和硫唑嘌呤联合治疗,给予DILI患者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联合异甘草酸镁注射液治疗,直至肝功能指标正常,随访24个月。 结果 DILI组和DI-AIH组明确应用药物百分比分别为82.6%和100.0%,均显著高于AIH组的17.4%(P<0.05),且均以应用中草药为主;三组常见的临床症状为食欲下降、眼黄、腹泻等,且三组临床症状发生率存在显著性差异(DI-AIH、AIH和DILI组分别为81.8%、52.2%和47.8%,P<0.05);DI-AIH组血清ALT、ALP、GGT和总胆汁酸水平分别为331.2(116.4,512.5) U/L、125.4(91.6,164.8) U/L、202.4(98.8,394.1) U/L和23.7(13.1,69.7) μmol/L,显著高于DILI组【分别为198.6(94.3,497.6)U/L、98.9(67.7,168.9)U/L、101.2(49.6,231.4)U/L和7.1(2.7,29.2)μmol/L,P<0.05】或AIH组【分别为86.7(32.4,186.3)U/L、65.8(54.7,109.8)U/L、71.6(61.4,142.5)U/L和11.5(4.1,35.6)μmol/L,P<0.05】,而AIH组血清球蛋白水平为35.6(28.7,41.4) g/L,显著高于DILI组【28.8(21.2,34.5) g/L,P<0.05】 或DI-AIH组【30.5(24.6,42.1)g/L,P<0.05】;三组白细胞计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ILI和DI-AIH的致病药物主要以中草药应用为主,DI-AIH患者存在一些较特殊的临床特征值得关注,表现为血清酶学水平较高,对免疫抑制和护肝治疗有效。

目的 探讨在抗痨治疗过程中应用恩替卡韦预防治疗血清HBeAg阳性高病毒载量的乙型肝炎病毒(HBV)携带者合并肺结核(PTB)患者对预防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效果。 方法 2019年1月～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96例血清HBeAg阳性高病毒载量的HBV携带者合并PTB患者,被随机分为观察组48例和对照组48例。两组均接受标准的抗痨治疗,观察组在抗痨治疗的基础上应用恩替卡韦进行预防性抗HBV治疗,均持续治疗6个月。采用PCR-荧光免疫探针法检测血清HBV DNA载量。 结果 在治疗1个月、3个月和6个月,观察组DILI累计发生率分别为12.5%、16.7%和18.8%,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9.1%、45.8%和54.2%(P＜0.05);在治疗3个月,8例观察组发生DILI患者血清ALT、AST和HBV DNA水平分别为(67.7±8.5)U/L、(57.1±4.7)U/L和(1.1±0.2)lg IU/mL,均显著低于22例对照组【分别为(104.5±13.9)U/L、(96.9±15.3)U/L和(6.6±1.4)lg IU/mL,P＜0.05】;在治疗过程中,观察组肝区不适、胃肠道症状、血清肌酸激酶升高、药疹和中止抗痨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4%,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7.1%(P＜0.05);在治疗结束时,观察组均获得治愈(100.0%),而在对照组治愈41例(85.4%,P<0.05),其中7例患者在延长疗程后才获得PTB的治愈。 结论 应用恩替卡韦可有效降低血清HBeAg阳性高病毒载量的HBV携带者合并PTB患者在抗痨治疗过程中DILI发生率,保证抗痨治疗的顺利进行,而使患者获益。

目的 回顾性分析肝豆状核变性(WD)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 方法 2009年～2019年我院收治的WD患者79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并发症和预后。 结果 79例(儿童42例,成人37例)患者发病年龄为2～64岁(20.8±15.9)岁;儿童组首发症状肝功能异常为59.5%,成人组消化道症状占32.4%;成人组肝硬化、脾功能亢进症、腹水、胸腔积液、肝肾综合征和感染发生率分别为91.9%、67.6%、78.4%、24.3%、13.5%和40.5%,显著高于儿童组的40%、19%、21.4%、4.8%、0.0%和9.5%(P<0.05);儿童组血清铜蓝蛋白和总胆红素水平显著低于成人组(P<0.05),而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白蛋白水平则显著高于成人组(P<0.05);13例混合型患者首发症状神经精神异常占84.6%,角膜K-F环阳性率和脾功能亢进症发生率分别为92.3%和76.9%,均显著高于66例肝型患者的54.5%和34.8%(P<0.05);发病至随访结束或死亡时间为372.0±60.0个月。79例患者失访19例,在随访的60例患者中,53例(83.3%)生存,7 例死亡, 10 a累积生存率为94.4±4.0%。 结论 WD可在任何年龄发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肝硬化发生率增高。早期诊断、长期规范治疗患者预后较好。

目的 探讨使用瞬时弹性成像检查肝组织硬度诊断酒精性肝病(ALD)患者肝硬化的效能。 方法 2019年1月～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ALD患者68例,均接受肝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使用FibroScan 530 Compact诊断仪行肝硬度检测(LSM)和脾硬度检测(SSM)。采用Kappa检验两种诊断方法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以LSM诊断无或轻度肝纤维化28例(41.2%),显著性肝纤维化19例(27.9%),进展性肝纤维化13例(19.1%),肝硬化8例(11.8%);组织病理学诊断显示,S0、S1、S2、S3、S4期患者分别为15例(22.1%)、11例(16.2%)、20例(29.4%)、12例(17.6%)和10例(14.7%);以瞬时弹性成像诊断标准,8例肝硬化患者LSM和SSM分别为(18.4±5.6)kPa和(22.6±4.6)kPa,显著大于60例无肝硬化患者【分别为(10.7±3.3)kPa和(14.9±3.8)kPa,P<0.05】;以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瞬时弹性成像诊断ALD患者存在肝硬化的灵敏度为70.0%,特异度为98.3%,准确率为94.1%,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的一致性较好(Kappa值为0.744)。 结论 采用瞬时弹性成像技术检查诊断ALD患者肝硬化有较高的准确性,不失为较好的无创诊断技术而应用于临床。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肝硬化并发食管静脉曲张(EV)患者肝血流超声参数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与淋巴细胞比值(RLR)的变化。 方法 2018年4月～2021年3月我院收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188例,均接受多普勒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检测肝静脉减震指数(HV-DI)、门静脉流速(PVV)、门静脉内径(PVD)和门静脉充血指数(PV-CI)。接受胃镜检查,记录EV及其程度。 结果 内镜检查发现,120例并发EV;肝硬化并发EV组PVV和HVAT分别为(15.2±2.3)cm/s和(15.3±2.4)s,显著低于肝硬化组【分别为(18.9±2.4)cm/s和(22.1±3.5)s,P<0.05】,而PVD、PV-CI、HV-DI和RLR分别为(1.6±0.2)cm、(0.4±0.1)cm/s、(0.8±0.1)和(24.2±3.5),均显著高于肝硬化组【分别为(1.3±0.2)cm、(0.2±0.1)cm/s、(0.6±0.1)和(9.2±1.1),P<0.05】;33例重度EV患者PVV和HVAT分别为(12.8±2.5)cm/s和(8.2±0.9)s,显著低于42例中度EV患者【分别为(14.2±2.1)cm/s和(12.5±3.1)s,P<0.05】或45例轻度EV患者【分别为(17.9±2.1)cm/s和(23.1±3.4)s,P<0.05】,而PVD、PV-CI、HV-DI和RLR分别为(2.2±0.3)cm、(0.7±0.1)cm/s、(1.5±0.1)和(32.7±4.1),显著高于中度EV患者【分别为(1.5±0.1)cm、(0.4±0.1)cm/s、(0.7±0.1)和(26.7±2.8),P<0.05】或轻度EV患者【分别为(1.3±0.1)cm、(0.2±0.1)cm/s、(0.4±0.1)和(15.6±1.5),P<0.05】;在随访的12个月里,EV患者发生EV出血(EVB)72例,出血组PVV和HVAT显著低于未出血组,而PVD、PV-CI、HV-DI和RLR均显著高于未出血组(P<0.05)。 结论 监测肝血流超声参数和RLR变化可能为预测乙型肝炎肝硬化并发EVB提供预警,值得进一步研究应用。

目的 探讨肝硬化并发非创伤性乳糜性腹水(CNCA)患者的临床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2012年1月～2022年1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治的CNCA患者12例,总结病史、肝肾功能、腹水、影像学检查、胃镜、治疗方案和预后等特点。 结果 在12例患者中,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史2例,有腹水史10例;血清肌酐为92.4(79.2,101.7)μmol/L,Child-Pugh B级8例,Child-Pugh C级4例;腹水甘油三酯为(3.9±0.9)mmol/L,腹水为漏出液3例,渗出液9例,细菌培养阳性2例,分别为大肠埃希菌和嗜水气单胞菌群,所有腹水未见恶性细胞;腹部CT显示2例合并原发性肝癌,3例存在门静脉血栓,10例轻中度脾肿大,1例巨脾,1例无脾肿大;3例未行胃镜检查,4例轻中度食管静脉曲张,5例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给予低脂饮食、抗生素、腹水引流、利尿剂等治疗5例,禁食、肠外营养、生长抑素治疗4例,禁食、肠外营养、特利加压素治疗1例,内科治疗无效后行TIPS术治疗2例;治疗后腹水中性粒细胞为(186.9±135.8)个/μl,显著低于治疗前【(377.3±223.5)个/μl,P＜0.05】,超声检查显示治疗后腹腔最大液性暗区为2.3(1.4,10.4)cm,显著低于治疗前【(12.0±2.3)cm,P＜0.05】;住院期间缓解9例(75.0%),无好转2例(16.7%),死亡1例(8.3%)。 结论 CNCA应个体化选择治疗方案,经内科治疗无效时可根据病情行TIPS术等治疗,总体预后差。

目的 分析应用索磷布韦(SOF)联合维帕他韦(VEL)治疗代偿期慢性丙型肝炎肝硬化(CHC-CLC)和失代偿期丙型肝炎肝硬化(CHC-DLC)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20年3月～2022年3月我院肝病科诊治的CHC-CLC患者36例和CHC-DLC 患者27例,所有患者接受SOF联合VEL治疗12 w,对于CHC-DLC患者,另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分别记录治疗4 w时的早期病毒学应答率(EVR)、治疗结束时病毒学应答率(EOT)、停药后24周SVR(SVR24)和停药后48周SVR(SVR48)。 结果 CHC-CLC患者食管胃静脉曲张、肝性脑病、腹水发生率和血清胆红素水平显著低于CHC-DLC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外周血WBC、Hb、PLT及血清Alb和PTA显著高于CHC-DLC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随访结束时,CHC-DLC患者死亡3例(11.1%);CHC-CLC患者EVR、EOT、SVR24和SVR48分别为94.4%、100.0%、100.0%和100.0%,优于CHC-DLC患者【分别为83.3%、100.0%、83.3%和75.0%(P<0.05)】; CHC-CLC患者血清ALT水平为32(18,40)U/L,外周血WBC计数为4.1(3. 2,7.7)×10⁹/L,血小板计数为104(90,381)×10⁹/L,与CHC-DLC患者【分别为55(35,62)U/L、3.0(2.7,5.0)×10⁹/L和72(54,115)×10⁹/L,P<0.05】比,差异显著;在服药期间,4例CHC-CLC和8例CHC-DLC患者发生不良反应,主要为腹胀、食欲不振、乏力、搏动性头痛和暂时性血压升高。 结论 应用SOF联合VEL的DAAs治疗方案治疗CHC-CLC或CHC-DLC患者均具有很好的疗效,且安全。

目的 探讨采用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EVL)治疗后1年内乙型肝炎肝硬化(LC)并发食管胃静脉曲张(EV)破裂出血(EVB)患者再出血情况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2018年3月～2021年3月我院收治的LC并发EVB患者122例,均行EVL治疗。所有患者均随访1年。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预示再出血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该模型预测再出血的效能。 结果 在随访的1年里,治疗后122例患者发生再出血33例(27.0%);再出血组腹水、肝性脑病、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和重度EV发生率分别为36.4%、12.1%、15.2%和75.8%,均显著大于未再出血组(分别为16.9%、2.2%、4.5%和48.3%,P<0.05),门静脉内径为(1.5±0.2)cm,显著宽于未再出血组【(1.1±0.2)cm,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发生腹水【OR(95%CI)=1.818(1.193～2.772)】、门静脉内径宽【OR(95%CI)=2.085(1.207～3.603)】、肝性脑病【OR(95%CI)=2.264(1.252～4.092)】、重度EV【OR(95%CI)=1.863(1.294～2.682)】和发生SBP【OR(95%CI)=1.784(1.173～2.714)】是影响EVL治疗后再出血的危险因素(P<0.05);根据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建立再出血风险预测模型,P=1/【1+e^{(0.538X腹水+0.735X门静脉内径+0.817X肝性脑病+0.622XEV程度+0.579XSBP-1.053)}】,经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该预测模型与观测值拟合度较好(x²=8.361,P=0.399);经ROC曲线分析显示,该预测模型预测LC并发EVB患者再出血的AUC为0.899,95%CI:0.832～0.967,其敏感度为87.9%,特异度为86.5%。 结论 有并发症和重度EV患者在EVL治疗LC并发EVB患者后存在再出血的风险很大,需要给予积极的预防和治疗。

目的 探讨肝细胞癌(HCC)患者根治性肝叶切除术后外周血自然杀伤(NK)细胞活性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2019年5月～2021年5月我院收治的127例HCC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肝叶切除术治疗,随访2年。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NK细胞百分比。进行影像学检查,将复发肿瘤分为Ⅰ期、Ⅱ期和Ⅲ期。 结果 术后,127例HCC患者外周血CD3^-CD56⁺和CD3^-CD16⁺CD56⁺细胞百分比分别为(27.3±1.6)%和(16.3±1.4)%,均显著高于术前【分别为(16.4±1.4)%和(12.5±1.5)%,P<0.05】;术后随访发现肿瘤复发53例,肿瘤复发组外周血CD3^-CD56⁺、CD3^-CD16⁺CD56⁺和D3^-CD161⁺NK细胞百分比分别为(21.4±2.3)%、(14.8±1.5)%和(19.4±2.6)%,均显著低于未复发患者【分别为(25.4±2.6)%、(17.1±1.6)%和(22.6±2.8)%,P<0.05】;15例Ⅲ期复发肿瘤患者外周血CD3^-CD56⁺、CD3^-CD16⁺CD56⁺和D3^-CD161⁺NK细胞百分比分别为(15.3±1.6)%、(13.2±1.5)%和(17.3±1.2)%,显著低于21例Ⅱ期患者【分别为(20.2±1.4)%、(16.7±1.5)%和(20.4±2.5)%,P<0.05】或17例Ⅰ期患者【分别为(23.4±2.5)%、(17.1±1.7)%和(21.4±2.4)%,P<0.05】。 结论 HCC患者存在细胞免疫功能下降,在根治性肝叶切除术后患者自然杀伤细胞百分比上升,可能对防止肿瘤复发起一定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分析核苷(酸)类似物(NAs)抗病毒治疗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肝细胞癌(HCC)患者发生低病毒血症(LLV)及其对肿瘤治疗疗效的影响。 方法 2016年1月～2020年12月我院收治的HBV相关HCC初治患者119例,所有患者均接受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及其综合抗肿瘤治疗,给予恩替卡韦(ETV)或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抗病毒治疗。随访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 结果 在119例HBV相关HCC患者中,有42例(35.3%)抗病毒后发生LLV; LLV组血清HBeAg阳性率为64.3%,显著高于非LLV组的27.3%(P＜0.05);在治疗后3个月,LLV组肿瘤客观缓解率(ORR)为33.3％,显著低于非LLV组的58.4％(P＜0.05);在治疗后6个月,LLV组血清ALT、AST、Child-Pugh评分和甲胎蛋白(AFP)水平分别为35.0 (28.6,56.0)U/L、56.0(43.6,78.5) U/L、7.0(6.0,8.0)分和2732.0(85.7, 17595.0) ng/ml,显著高于非LLV组【分别为29.0(21.0, 43.0) U/L、40.0(27.0, 61.0)U/L、6.0(5.0,7.0)分和22.5(5.2,780.6)ng/ml,P＜0.05】;LLV组2 a生存率为2.4%,显著低于非LLV组的41.6%(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是否存在LLV【HR(95%CI)为2.1(1.3～3.3)】、巴塞罗那(BCLC)分期【HR(95%CI)为1.7(1.2～1.9)】和射频消融术(RFA)【HR(95%CI)为0.4(0.2～0.7)】是影响HBV相关HCC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P＜0.05)。 结论 HBeAg阳性可能是HBV相关HCC患者NAs治疗后发生LLV的影响因素,而LLV可能影响抗肿瘤治疗疗效,值得重视。

目的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CHB)、乙型肝炎肝硬化(LC)和乙型肝炎相关性原发性肝癌(PLC)患者血清腺苷脱氨酶(ADA)、α-L-岩藻糖苷酶(AFU)和甲胎蛋白-L3(AFP-L3)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2020年1月～2022年4月我院诊治的CHB患者76例、LC患者31例和乙型肝炎相关性PLC患者29例,采用酶比色法检测血清ADA水平,采用速率法检测血清AFU水平,采用ELISA检测血清 AFP-L3 水平。对CHB患者常规行肝活检术。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血清指标诊断PLC的效能。 结果 46例G2～G4的CHB患者血清ADA、AFU和AFP-L3水平分别为(29.6±5.1)μ/L、(34.7±5.0)μ/L和(6.9±1.2)%,显著高于30例G0/G1的CHB患者【分别为(25.4±3.9)μ/L、(29.5±5.2)μ/L和(5.8±0.8)%,P<0.05】,55例S2～S4的CHB患者血清ADA、AFU和AFP-L3水平分别为(43.8±10.1)μ/L、(66.5±18.8)μ/L和(8.3±1.3)%,显著高于21例S0/S1的CHB患者【分别为(28.1±6.0)μ/L、(33.0±8.4)μ/L和(6.4±1.1)%,P<0.05】;PLC患者血清ADA、AFU和AFP-L3水平分别为(51.3±5.2)μ/L、(82.0±9.5)μ/L和(9.2±1.3)%,显著高于LC患者【分别为(38.1±4.6)μ/L、(51.8±5.1)μ/L和(7.8±1.1)%,P<0.05】或CHB患者【分别为(26.5±4.6)μ/L、(30.9±5.6)μ/L和(6.1±0.8)%,P<0.05】;分别以血清AFP-L3=7.9%、AFU=55.1μ/L和ADA=46.0μ/L为截断点,AFP-L3诊断PLC的AUC为0.857,其灵敏度为86.2%,特异度为88.8%,显著优于AFU(分别为0.752、79.3%和77.6%)或ADA(分别为0.722、75.8%和76.6%,P<0.05)。 结论 应用血清AFP-L3水平诊断乙型肝炎患者罹患PLC的效能显著高于血清ADA或AFU水平,值得临床进一步验证。

目的 探讨磁共振成像(MRI)联合血清甲胎蛋白异质体3(AFP-L3)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水平预测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的原发性肝癌(PLC)患者预后的价值。 方法 2019年1月～2020年6月我院收治的64例PLC患者,均接受TACE术治疗,随访至2022年6月。术前术后接受MRI检查,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AFP-L3和VEGF水平,常规检测血常规,计算中性粒细胞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LR)和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率(PLR)。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各指标判断TACE术后死亡的效能。 结果 在TACE术后3个月,经MRI检查,在64例PLC患者中,发现CR有28例(43.8%),PR有16例(25.0%),SD有12例(18.8%),PD有8例(12.5%)。疾病控制率(DCR)为87.5%;本组2年内死亡30例(46.9%);死亡与生存患者TACE术后近期肿瘤直径、瘤组织坏死、肿瘤边缘呈连续多结节、肿瘤包膜不完整、血清AFP-L3、VEGF、NLR、PLR和DCR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肿瘤边缘呈连续多结节、肿瘤包膜不完整、血清AFP-L3和VEGFL水平高、NLR和PLR高是TACE术后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在TACE术后,血清AFP-L3水平大于80.9μg/mL、血清VEGF水平大于119.9μmol/L、NLR大于2.3或PLR大于13.9,提示患者预后不良,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9.1%和68.2%,88.2%和68.2%,73.5%和86.4%,和83.8%和77.3%。 结论 了解TACE术后影响PLC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将有助于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和补充治疗,提高生存率。

目的 研究接受活体肝移植(LDLT)术治疗的小儿术后肝功能指标和肝脏血流参数的变化。 方法 2019年4月～2022年4月我院诊治的47例良性肝病患者,均接受亲体左外叶LDLT术治疗,使用超声检测门静脉血流量(PFV)、门静脉血流指数(PFI)、肝动脉血流量(HFV)和肝动脉血流指数(HFI)。 结果 术前,本组患儿血清TBIL、ALB、INR和ALT水平分别为(226.3±35.8)μmol/L、(32.9±6.1)g/L、(1.2±0.2)和(79.8±25.1)U/L,术后1 d 分别为(126.3±29.5)μmol/L、(30.1±5.3)g/L、(1.4±0.3)和(427.5±112.6)U/L,以后各指标逐渐恢复正常;术前,本组小儿HFV、HFI、PFV和PFI分别为(81.6±12.5)ml/min、(31.2±10.5)ml/min.100 g、(568.9±126.8)ml/min和(315.6±96.5)ml/min.100 g,术后1 d分别为(134.7±52.8)ml/min、(58.8±24.2)ml/min.100 g、(1128.3±572.6)ml/min和(552.7±242.4)ml/min.100 g,而后各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在术后13 d和15 d,2例患儿发生急性肝功能衰竭,死亡;在接受LDLT术后30 d,45例患儿肝功能指标顺利恢复;在随访期间生存患儿未发生明确的血管并发症。 结论 接受左外叶LDLT术治疗患儿术后肝功能指标以及超声检测的肝动脉和门静脉血管参数会发生一些规律性变化,对判断移植肝成活有帮助,应注意临床监测。

目的 分析比较采用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治疗巨大肝血管瘤(GHH)患者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2年6月～2022年1月我科诊治的GHH患者54例,其中30例接受腹腔镜手术,另24例接受开腹手术。常规检测血清C-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CT)水平。 结果 腔镜组肿瘤直径及肝左叶、肝右叶和左右叶肿瘤占比分别为(12.2±2.5)cm、30.0%、46.7%和23.3%,与开腹组比,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11.3±1.9)cm、29.2%、54.2%和16.7%,P>0.05】;腹腔镜组术中失血量为(188.3±70.5)ml,显著少于开腹组【(285.6±116.5)ml,P<0.05】,而肝门阻断时间为(26.2±10.2)min,显著长于开腹组【(15.2±9.7)min, P<0.05】;腹腔镜组腹腔引流量为(180.5±72.6)ml,显著少于开腹组【(282.3±102.8)ml,P<0.05】,术后住院日为(8.2±2.8)d,显著短于开腹组【(11.6±3.2)d,P<0.05】,血清C-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CT)分别为(31.8±14.4)mg/L和(0.1±0.1)ng/ml,显著低于开腹组【分别为(56.4±20.5)mg/L和(0.2±0.1)ng/ml,P<0.05】。 结论 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GHH患者是安全可行的,相较于开腹手术具有全身炎症反应轻和术后恢复快的优势。

目的 探讨采用经皮经肝胆囊穿刺引流术(PTGD)后不同时间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治疗急性结石性胆囊炎(ACC)患者的疗效。 方法 2019年3月～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107例ACC患者,将其分为两组,均常规行PTGD术,其中A组51例在PTGD术后2个月内行LC术,B组56例在PTGD术2个月后行LC术治疗。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胆囊壁厚度和胆囊橫径,采用半定量固相免疫测定法检测血清降钙素原(PCT)水平,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C反应蛋白(CRP)和去甲肾上腺素(NE),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和皮质醇(Cor)水平。 结果 在LC术前,B组胆囊壁厚度为(3.8±0.4)mm,显著小于A组【(4.1±0.5)mm,P<0.05】;B组手术时间、总住院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分别为(78.2±9.5)min、(7.9±1.3)d和(53.4±6.9)mL,显著短于或少于A组[分别为(98.7±10.8)min、(10.2±2.1)d和(87.5±9.2)mL,P<0.05]; 在LC术后,B组血WBC、血清PCT和CRP水平分别为(6.4±0.7)×10⁹/L、(0.0±0.0)ng/ml和(4.7±1.7)mg/L,显著低于A组[分别为(7.2±0.8)×10⁹/L、(1.3±0.2)ng/ml和(61.2±5.8)mg/L,P<0.05];在LC术后72 h,B组血清ACTH水平为(84.3±2.8)ng/L,显著低于A组[(110.4±4.1)ng/L,P<0.05】。 结论 在PTGD术2个月后行LC术治疗ACC患者效果好,可缩短手术时间,减轻术后炎症应激反应。

目的 探讨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后给予疏利通泄汤治疗慢性胆囊炎合并胆结石患者对胆汁成石成分、应激反应和胃肠功能的影响。 方法 2018年5月～2021年5月我院收治78例慢性胆囊炎合并胆结石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均采取LC术治疗。术后,给予对照组熊去氧胆酸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疏利通泄汤治疗8 w。常规检测血清总胆汁酸(TBA)、间接胆红素(UCB)和钙离子(Ca²⁺)水平,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白介素-6 (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采用硫代巴比妥比色法检测血清丙二醛(MDA)水平,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检测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水平,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胃泌素(GAS)、胃动素(MOT)和血管活性肠肽(VIP)水平。 结果 在治疗结束时,观察组血清TBA、UCB和Ca²⁺水平分别为(6.9±1.4)μmol/L、(7.4±1.1)μmol/L和(1.9±0.2)mmol/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0.7±1.8)μmol/L、(12.6±1.4)μmol/L和(2.2±0.3)mmol/L,P<0.05】;观察组血清IL-6、TNF-α、ACTH和MDA水平分别(4.8±2.7)ng/L、(1.4±0.2)μg/L、(31.4±3.8)ng/mL和(2.2±0.6)nmol/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9.6±4.4)ng/L、(2.6±0.3)μg/L、(42.7±4.9)ng/mL和(4.9±0.7)nmol/L,而血清SOD水平为(149.4±7.1)U/mL,显著高于对照组【(96.6±6.7)U/mL,P<0.05】;观察组血清GAS和MOT水平分别为(103.9±7.9)ng/L和(280.5±13.3)ng/L,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93.6±8.1)ng/L和(243.6±14.6)ng/L,P<0.05】,血清VIP水平为(35.9±5.3)pg/mL,显著低于对照组【(49.1±5.7)pg/mL,P<0.05】;术后随访半年,观察组结石复发1例(2.6%),对照组结石复发3例(7.7%),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中药疏利通泄汤治疗LC术后的胆结石患者可能有助于改善胃肠功能,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分析比较采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联合腹腔镜胆总管探查(LCBDE)同步手术与采用内镜下括约肌切开术(EST)联合后续LC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CCWC)患者的效果差异。 方法 2017年9月～2021年9月我院收治的CCWC患者73例被分为两组,39例观察组接受LC联合LCBDE同步手术治疗,34例对照组接受EST联合后续LC治疗,术后随访12个月。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疼痛程度,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C反应蛋白(CRP),常规检测血常规。 结果 两组结石残留率为5.1%对2.9%,无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手术时间为(140.1±35.2)min,显著长于对照组【(119.7±30.4) min,P＜0.05】,住院时间为(10.9±2.1)d,显著短于对照组【(14.5±2.6) d,P＜0.05】,VAS评分为(2.3±0.4)分,显著低于对照组【(3.1±0.7),P＜0.05】,镇痛泵应用率为35.9%,显著低于对照组(61.8%,P＜0.05);术后5 d,观察组血清C反应蛋白水平为(71.5±16.1)mg/L,显著低于对照组【(90.1±20.4) mg/L,P＜0.05】,外周血WBC计数为(9.3±1.4)×10⁹/L,显著低于对照组【(11.3±1.8)×10⁹/L,P＜0.05】,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为为(74.5±6.9)%,显著低于对照组【(82.9±7.5)%,P＜0.05】;术后,观察组切口感染、胰腺炎、腹腔内出血、胆漏和反流性胆管炎等发生率为18.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38.2%(P＜0.05);两组结石复发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5.1%对8.8%,P＞0.05)。 结论 采用LC联合LCBDE同步手术治疗CCWC患者可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 探讨经胆囊后三角入路与经胆囊三角入路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治疗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患者的疗效及对血清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 方法 2018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62例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患者,被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1例,分别采取经胆囊后三角入路或经胆囊三角入路行LC术。采用ELISA法检测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白介素-8(IL-8)水平,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 结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和住院日分别为(27.5±2.4)min、(27.8±4.3)mL、(20.4±3.2)h和(3.9±0.9)d,显著短于或少于对照组【分别为(32.9±3.8)min、(40.6±6.5)mL、(27.9±4.5)h和(6.2±1.5)d,P＜0.05】;在术后3 d,观察组血清CRP、TNF-α和IL-8水平分别为(32.7±2.5)mg/L、(16.4±2.6)ng/L和(11.2±2.5)n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44.5±3.9)mg/L、(20.6±2.9)ng/L和(16.8±2.7)ng/L,P＜0.05】;观察组外周血CD4⁺和CD8⁺细胞百分比及CD4⁺/CD8⁺细胞比值分别为(50.6±2.3)%、(25.6±3.7)%和(1.9±0.6),与对照组【分别为(51.2±2.7)%、(26.1±3.4)%和(1.9±0.8)】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术中中转开腹和术后皮下气肿、胆漏、胆管损伤、动脉损伤等并发症发生率为9.7%,显著低于对照组的32.3%(P＜0.05)。 结论 经胆囊后三角入路行LC手术治疗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患者更有利于手术的开展,减少并发症发生,可能与手术操作顺利,降低了应激反应有关。

目的 观察采取胆管空肠Roux-en-Y吻合联合皮下空肠盲袢埋藏术治疗肝胆管结石患者的疗效及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方法 2012年1月～2021年6月我院收治的165例肝胆管结石患者,其中89例接受胆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另76例接受胆管空肠Roux-en-Y吻合联合皮下空肠盲袢埋藏术治疗。采用ELISA法检测血浆皮质醇(COR)水平,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 结果 联合手术组手术时间为(258.5±36.7)min,显著长于吻合术组【(221.1±32.5)min,P<0.05】,而两组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和住院日比较,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270.4±51.4)ml、(3.9±0.7)d和(8.0±1.4) d对(278.4±52.3)ml、(3.8±0.7)d和(7.3±0.7)d,P>0.05】;在术后1 w,联合手术组血清TBIL、ALT、GGT和COR水平分别为(16.5±3.8)μmol/L、(54.4±14.1)g/L、(184.3±34.2)U/L和(241.7±43.5)nmol/L,与吻合术组比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13.2±4.0)μmol/L、(49.6±12.4)g/L、(179.5±32.5)U/L和(242.7±44.0)nmol/L,P>0.05】;联合手术组外周血CD3⁺和CD4⁺细胞百分比及CD4⁺/CD8⁺细胞比值分别为(58.2±6.5)%、(37.2±4.3)%和(1.2±0.2),与吻合术组比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57.2±6.2)%、(36.4±4.3)%和(1.2±0.3),P>0.05】;联合手术组胆漏发生率为1.3%,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0.1%(P<0.05);在术后1年,吻合术组结石率为10.1%,联合手术组为7.9%(P>0.05),后者经盲袢手术取石,得到清理。 结论 采取胆管空肠Roux-en-Y吻合联合皮下空肠盲袢埋藏术治疗肝胆管结石患者有助于方便快捷地清理复发结石,对机体无更多的不良影响。

目的 探讨胆道闭锁(BA)患儿肝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和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2017年4月～2020年4月我院诊治的49例BA患儿和44例胆总管囊肿(CCC)患儿,均行Kasai手术,术后随访2年。常规行肝组织病理学检查,采用SP法检测肝组织MMP-2和TGF-β1表达。应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 BA患儿肝组织MMP-2和TGF-β1表达相对水平分别为(0.3±0.1)和(3.3±0.5),显著强于CCC患儿【分别为(0.1±0.0)和(1.1±0.2),P<0.05】;8例Ⅳ期肝纤维化BA患儿肝组织MMP-2⁺⁺⁺阳性率为62.5%,8例Ⅲ期BA患儿为62.5%,均显著高于Ⅰ期的14.3%或Ⅱ期的15.8%(P＜0.05);Ⅳ期肝纤维化BA患儿肝组织TGF-β1⁺⁺⁺阳性率为87.5%,Ⅲ期BA患儿为62.5%,均显著高于Ⅰ期的0.0%或Ⅱ期的0.0%(P＜0.05);术后失访4例,自体肝生存19例(42.2%);肝组织MMP-2⁺阳性患儿自体肝生存率为75.0%(9/12),MMP-2⁺⁺阳性患儿为47.4%(9/19),MMP-2⁺⁺⁺阳性患儿为7.1%(1/14);肝组织TGF-β1⁺阳性患儿自体肝生存率为86.7%(13/15),TGF-β1⁺⁺阳性患儿自体肝生存率为22.2%(4/18),TGF-β1⁺⁺⁺阳性患儿为16.7%(2/12)。经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肝组织MMP-2和TGF-β1低表达患儿自体肝生存率显著高于高表达患儿(x²=15.357,P=0.000;x²=14.704,P=0.001)。 结论 BA患儿肝组织MMP-2和TGF-β1呈高表达倾向,而MMP-2和TGF-β1表达与肝纤维化分期相关,高表达者预示术后生存期较短,值得进一步探讨。

目的 分析总结良恶性胆囊占位性病变超声特征,以便于诊断。 方法 2020年6月～2022年6月我院诊治的胆囊占位性病变患者120例,术前均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测量病灶血管收缩期最大流速(Vmax)和阻力指数(RI),分析其影像学特征。所有患者接受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术后取组织行病理学检查。 结果 在120例胆囊占位性病变患者中,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良性病变78例(65.0%),包括胆囊息肉37例、胆囊腺瘤23例和胆囊腺肌症18例,和胆囊腺癌42例(35.0%);良性病变大小、Vmax和RI分别为(1.3±0.3)cm、(19.2±3.8)cm/s和(0.5±0.1),显著小于恶性病变【分别为(3.2±0.6)cm、(42.4±8.1)cm/s和(0.8±0.2),P<0.05】,良性病变基底宽、与囊壁分界清和有穿支血流占比分别为26.9%、93.6%和9.0%,与恶性病变显著不同(分别为100.0%、7.1%和66.7%,P<0.05);良性胆囊占位性病变Adler血流2～3级仅占7.7%,而恶性胆囊占位性病变占8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良、恶性胆囊占位性病变超声表现各有特点,为鉴别病变性质提供了依据,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应用血清前列腺素E2(PGE2)和白细胞介素-6(IL-6)及血小板-白蛋白-胆红素(PALBI)评分预测肝硬化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EVB)患者预后的效能。 方法 2020年1月～2023年1月我院收治的120例EVB患者,常规内科治疗,观察1个月。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IL-6和PGE2水平,根据公式计算PALBI评分。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指标的预测效能。 结果 本组EVB患者28 d生存率为75.0%;30例死亡组并发症发生率、血清胆红素和凝血功能指标障碍程度和血清PGE2、IL-6水平及PALBI评分与生存组比,差异显著(P＜0.05);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血清PGE2和IL-6及PALBI评分为影响EVB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PGE2和IL-6及PALBI评分联合预测的灵敏度(74.6%)和特异度(86.3%)显著优于单一指标预测(P＜0.05)。 结论 监测血清PGE2和IL-6水平及PALBI评分对于预测EVB患者短期预后可能有帮助,值得继续观察。

目的 多数肝硬化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主要以蛋白质-热量营养不良为主。同时,由于肝硬化患者存在门静脉高压,导致胃肠道淤血水肿、腹水、肠道细菌过度生长、消化道出血、继发性感染等并发症,上述多种因素使得营养物质的摄入减少、吸收障碍、丢失过多,导致代谢紊乱加重,增加发生并发症和死亡风险。因而,在治疗肝硬化的过程中,营养支持占据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阐述肝硬化患者的营养评价和饮食管理研究进展。

目的 肝衰竭是由各种因素导致的肝脏合成、解毒、代谢和生物转化等功能的严重损害。肝衰竭病因多样,预后极差,病死率极高。如何客观地评估肝衰竭的严重程度,提供适时的治疗方案非常重要。肝衰竭发病机制复杂,病情进展快,影响预后因素多,目前对肝衰竭患者预后研究成为一大热点。除了临床上应用较多的MELD评分、CTP评分、SOFA评分等外,许多肝衰竭预后评价体系和新的预后标记物被发现和挖掘。本文对肝衰竭预后评估的模型和评分进行了综述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