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体内体外观察1,25（OH）₂D₃通过调节miR-146a水平抑制大鼠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方法 建立CCl₄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体外转染肝星状细胞（HSCs）miR-146a 模拟剂/抑制剂,观察1,25（OH）₂D₃处理对动物肝组织变化和HSC增殖和凋亡的影响。采用qPCR法检测肝组织miR-146a水平,采用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HSC凋亡。结果 在干预8 w末,1,25（OH）₂D₃干预组大鼠肝纤维化程度明显减轻; 1,25（OH）₂D₃干预组大鼠肝组织miR-146a水平为（0.70± 0.03）,显著高于橄榄油组【（0.33±0.17,P<0.05）】; 1,25（OH）₂D₃组细胞增殖率为58.8%,较DMSO组下降了15.9%,转染miR-146a 模拟剂组大鼠HSC增殖率为46.5%,较对照组下降了53.3%,转染miR-146a 抑制剂组HSC增殖率为132.8%,较对照物组升高了32.8%（P<0.05）,1,25（OH）₂D₃干预组细胞凋亡率为12.6%,较DMSO组增加了5.2%,转染miR-146a 模拟剂组细胞凋亡率为16.8%,较对照组细胞凋亡率增加了8.2%,转染miR-146a 抑制剂组细胞凋亡率为6.3%,较对照组细胞凋亡率减少了2.2%（P<0.05）,提示1,25（OH）₂D₃具有抑制HSC增殖、促进凋亡作用。结论 1,25（OH）₂D₃可能通过调节miR-146a水平抑制HSC活化和抑制大鼠肝纤维化。

目的 观察异基因间充质干细胞（MSCs）移植干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小鼠对肝内胆管上皮细胞（IBECs）自噬的调控作用及其分子机制。方法 将30只C57BL/6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n=18）、BSA组（n=6）和未处理组（n=6）。采用2-辛炔酸结合牛血清白蛋白（2-OA-BSA）注射诱导PBC模型。再将PBC模型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PBC组,n=4）、MSCs移植干预组（MSCs组,n=6）和转录激活因子3（STAT3）抑制剂干预组（Stattic组,n=6）。采用灌流法分离肝内胆管树纯化IBECs,采用WB法检测IBECs组织STAT3/pSTAT3、p62、LC3、PKR/pPKR、Beclin-1蛋白、eIF2α/peIF2α、LAMP-1表达,采用RT-PCR法检测STAT3、LC3和p62-mRNA,使用电镜观察IBECs内自噬泡形成。结果 模型组肝组织汇管区淋巴细胞浸润并有散在的肉芽肿形成,而MSCs和Stattic干预组小鼠汇管区炎性细胞浸润减少;模型组小鼠IBECs自噬蛋白Beclin-1、STAT3和pSTAT3表达较BSA组增强,而MSCs移植和Stattic干预组上述蛋白表达减弱;模型组和MSCs组p62 mRNA水平较BSA组下降,模型组STAT3 mRNA水平较BSA组下降。结论 我们成功建立了2-OA-BSA诱导的PBC小鼠模型,MSCs移植干预通过下调STAT3表达减轻了PBC小鼠肝组织汇管区损害,可能与调控小鼠体内自噬相关蛋白表达有关。

目的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自然杀伤细胞（NK）G2D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2015年7月~2018年7月我院收治的慢性HBV携带者20例、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18例和HBV相关慢加急（亚急性）肝衰竭患者16例,另选健康体检者20例作为对照,患者接受肝活检,正常肝组织取自肝血管瘤患者手术获得的肝组织。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单个核细胞中NK细胞和NKG2D⁺NK细胞百分比,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穿孔素和颗粒酶B水平,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肝组织NKG2D mRNA,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NKG2D蛋白表达水平。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法。结果 HBV携带者NK细胞频率和NKG2D⁺NK细胞频率分别为（5.1±1.5）%和（3.4±1.1）%,CHB患者分别为（8.5±2.0）%和（12.3±2.1）%,肝衰竭患者分别为（8.8±1.6）%和（19.0±2.4）%,健康人分别为（14.2±2.1）%和（7.5±1.5）%,差异显著（P<0.05）;HBV携带者血清穿孔素和颗粒酶B水平分别为（15.2±3.2）ng/L和（23.0±3.5）ng/L,CHB为（31.5±3.6）ng/L和（52.5±4.0）ng/L,肝衰竭为（60.2±11.0）ng/L和（126.8±30.1）ng/L,健康人为（13.9±4.0）ng/L和（21.1±3.9）ng/L,差异显著（P<0.05）;HBV携带者肝组织NKG2D mRNA和NKG2D蛋白水平分别为（0.1±0.0）和（0.0±0.0）,CHB为（3.5±0.9）和（1.1±0.2）,肝衰竭为（7.0±1.2）和（1.8±0.2）,健康肝组织为（0.6±0.2）和（0.3±0.0）,差异显著（P<0.05）。结论 NKG2D可能通过NK细胞合成分泌穿孔素和颗粒酶B等杀伤介质因子发挥效应。不同免疫状态下慢性HBV感染者NKG2D水平存在差异,下调NKG2D表达可能通过抑制NK细胞而改善肝组织免疫损伤。

目的 观察应用α干扰素（IFN-α）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儿童的疗效,并分析影响疗效的因素。方法 2013年3月~2016年3月我科诊治的CHB患儿70例,随机分为两组,40例患儿接受α-干扰素治疗6个月,另30例患儿接受胸腺肽注射液治疗6个月。在治疗结束时,比较两组患儿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复常率、HBsAg、HBeAg和HBV DNA转阴率,并分析影响CHB患儿治疗应答的因素。结果 在治疗结束时,α-干扰素治疗患儿血清ALT复常率为97.5%,与胸腺肽治疗患儿的93.3%比,无显著性相差（P>0.05）,而血清HBeAg转阴率为40.0%,血清HBV DNA转阴率为77.5%,均显著高于胸腺肽治疗组患儿的10.0%和3.3%（x²=7.802,x²=37.998,P<0.05）;对α-干扰素治疗患儿的治疗应答进一步分析显示,30例血清ALT水平大于200 u/l者血清HBeAg转阴率和HBV DNA转阴率分别为46.7%和43.3%,显著高于10例血清ALT水平<200 U/L患者的10.0%和10. 0%（P<0.05）;32例年龄>5岁患儿血清HBeAg转阴率和HBV DNA转阴率分别为53.1%和50.0%,显著高于8例年龄<5岁患儿的12.5%和12.5%（P<0.05）;31例血清HBV DNA水平<6 lg copies/ml者血清HBeAg转阴率和HBV DNA转阴率分别为54.8%和61.3%,显著高于9例血清HBV DNA水平>6 lg copies/ml患儿的11.1%和22.2%（P<0.05）,而21例男性患儿血清HBeAg转阴率和HBV DNA转阴率分别为33.3%和28.6%,与19例女性患儿的47.4%和47.4%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5例病程<1年患儿血清HBeAg转阴率和HBV DNA转阴率分别为80.0%和60.0%,与35例病程>1年患儿的45.7%和48.5%比,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应用IFN-α治疗CHB儿童有一定的近期疗效,但存在明显的不良反应,其疗效与患儿年龄、血清ALT和HBV DNA水平有关,值得进一步探讨。

目的 探讨应用替诺福韦酯（TDF）挽救治疗HBV DNA聚合酶区204位点突变的经治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2013年8月~2015年12月我院诊治的CHB患者87例,纳入患者均为曾接受拉米夫定（LAM）或阿德福韦酯（ADV）治疗6个月以上,血清HBV DNA阴转后又复阳,且经检测出现rtl204v耐药者,43例接受恩替卡韦（ETV）治疗,另44例接受TDF治疗,观察疗效,并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计数,常规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Crcl）。结果 在治疗24 w、48 w和72 w时,TDF治疗组血清HBV DNA阴转率分别为63.6%、79.6%和95.5%,显著高于ETV治疗组【分别为35.6%、55.6%和82.2%,P<0.05】,血清ALT复常率分别为84.1%、90.9%和93.2%,而ETV 治疗组则分别为65.1%（P<0.05）、83.7%和90.7%;TDF治疗组外周血CD4⁺T细胞计数分别为（481.5±232.4）/μl、（536.5±297.5）/μl和（566.5±321.6）/μl,与ETV治疗组比,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475.3±229.3）/μl、（565.8±255.9）/μl和（565.1±256.5）/μl,P<0.05】;Crcl分别为（101.2±40.1）ml/min、（104.3±26.8） ml/min和（98.7±21.5） ml/min,与ETV治疗组比,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105.2±42.6） ml/min、（102.5±30.6） ml/min和（99.6±26.8） ml/min,P<0.05】。结论 TDF和ETV挽救治疗对核苷（酸）类治疗耐药的经治CHB患者均有良好的疗效,但似乎TDF起效更快,而ETV用量较大,不应列为首选。

目的 观察国产聚乙二醇化干扰素α-2b（peg-IFN-α-2b）治疗血清HBeAg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效果。方法 2015年1月~2017年12月纳入血清HBeAg阳性的CHB患者500例,被分为A组150例,给予国产peg-IFN-α-2b治疗,和B组350例,给予peg-IFN-α-2a治疗。两组均治疗24~48 w。在治疗结束后,随访24 w。结果 治疗前,A组血清HBV DNA定量为（6.1±0.7） lg cps/ml、谷丙转氨酶（ALT）为（81.1±29.8）u/l、体质指数为（22.1±2.9）、血清HBeAg定量为（3.1±0.6） lg s/co和HBsA定量为（4.4±0.6） IU/ml,与B组的（6.2±0.67） lg cps/ml、（80.7±27.9） U/L、（21.9±2.9）、（3.1±0.1） lg s/co和（4.4±0.5） IU/ml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随访24 w结束时,A组血清ALT复常率为64.0%,血清HBV DNA阴转率为60.0%,与B组的66.9%和62.9%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无显著性相差（P>0.05）。结论 应用国产peg-IFN-α-2b治疗血清HBeAg阳性的CHB患者能获得与peg-IFN-α-2a治疗相似的疗效,但价格便宜,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因不当停止核苷（酸）类似物（NAs）引起的撤药性肝炎（WH）患者对阻止病情进展的作用。方法 2017年12月~2018年12月我科收治的因停用NAs导致的WH且符合肝衰竭前期患者23例,其中11例接受恩替卡韦抗病毒和内科综合治疗,另12例在前述治疗的基础上接受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静脉滴注治疗,观察8周。结果 在观察8周结束时,皮质激素治疗组因病情进展至肝衰竭死亡1例,常规治疗组死亡3例;皮质激素治疗组病情控制时间为（22.4±9.4） d,显著短于常规治疗组[（36.7±13.1） d,P<0.05]; 治疗前,两组血清TBIL、ALB、PTA和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MELD）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在治疗8周时,皮质激素治疗组分别为（20.8±11.6）μmol /L、（38.3±5.2）g/L、（68.9±11.2）%和（4.8±2.2）,与常规治疗组的【（56.7±81.4）μmol /L、（34.7±23.1）g/L、（55.5±34.8）%和（10.9±2.6）,P<0.05】比,差异显著。结论 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处于肝衰竭前期的WH患者能快速阻断病情进展,大多预后良好,且无严重的并发症发生,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观察应用索磷布韦/达拉他韦联合或不联合利巴韦林治疗慢性丙型肝炎（CHC）和丙型肝炎肝硬化（L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2016年5月~2017年5月收治的丙型肝炎LC患者129例和CHC患者311例,分别给予索磷布韦/达拉他韦联合利巴韦林或索磷布韦/达拉他韦治疗12周,停药后随访12周。观察停药后12周持续性病毒学应答（SVR12）、生化学应答、肝硬度测量（LSM）和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2周时,LC组血清TBIL、ALT 和AST 水平分别为（18.10±3.46） μmol/L、（32.48±9.97） IU/L和（31.99±6.65） IU/L,显著低于基线时水平【分别为（20.98±28.64） μmol/L、（97.76±106.43） IU/L和（72.47±80.81） IU/L,P<0.05】,CHC组分别为（20.15±3.48） μmol/L、（35.18±18.47） IU/L和（35.05±13.22） IU/L,显著低于基线时水平【分别为（24.07±18.12） μmol/L、（91.42±54.56） IU/L和（81.06±40.45） IU/L,P<0.05】;CHC组血清HCV RNA为（1.83±2.88） lg IU/ml,LC组为（1.67±2.34） lg IU/ml,显著低于基线时水平【分别为（6.12±1.19） lg IU/ml和（5.91±1.17）lg IU/ml,P<0.01】;CHC组LSM为（8.09±0.90）kPa,LC组为（13.32±1.47） kPa,显著低于基线时水平【分别为（11.81±3.33） kPa和（17.56±9.86） kPa,P<0.01】;两组不同基因型感染者SVR均在94%以上;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基线肝硬化或复治是不能获得SVR12的高危因素;主要不良反应为乏力和头痛。讨论 应用索磷布韦/达拉他韦联合利巴韦林治疗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可获得极高的SVR12和生化学应答率,显著改善肝纤维化程度,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目的 探讨应用雷公藤多甙片联合异甘草酸镁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的疗效。方法 2016年6~2018年2月我院肝病科治疗的70例AIH患者被随机分成联合组和对照组,每组35例。在常规泼尼松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对照组异甘草酸镁和给予联合组雷公藤多甙片联合异甘草酸镁治疗6个月。采用免疫浊度试验法检测血浆免疫球蛋白G（IgG）、IgA和IgM,采用干式免疫荧光定量法检测血清球蛋白（glubulin,GLO）水平,采用分光光度法检测血清透明质酸（HA）、层黏连蛋白（LN）和Ⅲ型前胶原（PCⅢ）水平。结果 在治疗6月末,联合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碱性磷酸酶（ALP）水平分别为（52.6±7.3） U/L、（45.3±7.8） U/L和（68.3±2.8） U/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78.4±10.1） U/L、（77.2±8.9） U/L和（90.5±4.6）U/L,P<0.05】;联合组血浆IgG、IgA和IgM水平分别为（11.3±2.5） mg/mL、（2170.3±101.7） mg/mL和（2218.3±97.2）mg/mL,显著低于对照组【（14.8±2.8） mg/mL、（2857.2±108.9） mg/mL和（2919.4±113.6） mg/mL,P<0.05】;联合组血浆GLO水平为（14.6±3.9）g/L,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8.9±3.8） g/L（P<0.05）;联合组血清HA、LN和PCIII水平分别为（112.5±6.7） g/L、（60.7±4.8） g/L和（52.3±3.5） g/L,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64.9±7.4） g/L、（82.8±5.6） g/L和（79.6±4.7） g/L,P<0.05】。结论 雷公藤多甙片联合异甘草酸镁治疗AIH患者能够有效抑制免疫反应,减轻肝纤维化程度,改善肝功能指标。

目的 分析脓毒症患者并发肝损伤的影响因素,为其早期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3年1月~2017年12月收治的117例脓毒症患者,并发肝损伤58例,未并发肝损伤59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并发肝损伤的影响因素。结果 在117例脓毒症患者中,原发感染灶主要为腹腔（48.7%）、呼吸系统（32.5%）、皮肤软组织（7.7%）、泌尿系统（6.0%）、血液系统（1.7%）、心血管系统（0.9%）、消化系统（0.9%）、中枢系统（0.9%）和纵膈（0.9%）;肝损伤患者年龄为（61.0±14.9）岁,显著大于未并发肝损伤患者的【（52.6±18.0）岁,P<0.01】,住ICU时间为【9（5,12）】d,显著长于未并发肝损伤患者的【4（4,10）d,P<0.01】,SOFA评分为（8.7±2.4）,显著大于无肝损伤患者的【（7.1±2.2）,P<0.01】,APACHE II 评分为（21.9±6.4）,显著大于无肝损伤患者的【（18.4±6.0）,P<0.01】;在58例肝损伤患者中,呈高胆红素型21例,高转氨酶型24例,混合型13例,不同型肝损伤患者血清C-反应蛋白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混合型病死率为53.8%,显著高于高胆红素型（9.6%）或高转氨酶型【（33.3%）,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和APACHE II评分为脓毒症患者发生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脓毒症患者年龄越大,APACHEII评分越高,发生肝损伤的可能性越大,而混合型肝损伤患者预后差,应加强防治。

目的 探讨应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对放射性肝损伤( RILI)的诊断价值。方法 2015年1月~2017年6月我院诊治的肝细胞癌患者90例,在接受放射治疗后,经超声引导下肝穿刺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为RILI患者47例。根据组织病理学检查,发现急性RILI 14例,亚急性期17例和慢性16例。常规行MRI检查。结果 放射性肝损伤患者MRI上表现为与放射治疗区域一致的斑片状异常信号区,在T1WI上呈低信号,在T2WI上呈高信号,DWI序列呈稍高信号,增强扫描呈中等水平斑片样强化;急性期RILI表观弥散系数（ADC）值为（85.32±8.41）×10^-6mm^-2/s,显著低于亚急性期的（88.44±9.32）×10^-6mm^-2/s或慢性期的（101.28±10.01）×10^-6mm^-2/s,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及时行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检查能够协助诊断RILI的发生,其ADC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RILI病理学改变,结合照射剂量和患者病情可能提高临床治疗的安全性。

目的 探讨采用声辐射力脉冲成像技术（ARFI）定量评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肝脏炎症的应用价值。方法 在经肝活检病理学检查诊断的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AFL）患者31例、明显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患者31例和显著NASH患者31例及健康人31例,使用超声检测左肝和右肝4 cm、6 cm和8 cm位点ARFI值变化。结果 健康人、NAFL、明显NASH和显著NASH患者左肝4 cm、6 cm和8 cm位点ARFI平均值分别为（1.32±0.15） m/s 、（1.25±0.12） m/s 、（1.18±0.11） m/s 和（1.05±0.10） m/s,右肝ARFI平均值分别为（1.08±0.09） m/s、（0.94±0.08） m/s、（0.89±0.09） m/s 和（0.84±0.07） m/s,左右肝ARFI平均值分别为（1.19±0.10） m/s、（1.10±0.09） m/s、（1.02±0.08） m/s和（0.93±0.08） m/s,显示显著性NASH患者ARFI值显著降低（P<0.05）;四组左肝在8 cm位点ARFI值分别为（1.18±0.14）m/s、（1.02±0.13） m/s、（0.87±0.15） m/s 和（0.71±0.11） m/s,右肝在6 cm位点 ARFI值分别 为（1.06±0.10） m/s、（0.95±0.09） m/s、（0.90±0.08） m/s和（0.85±0.07） m/s,右肝在8 cm位点ARFI值分别为（1.02±0.07） m/s、（0.91±0.06） m/s、（0.81±0.08） m/s和（0.72±0.05） m/s,显示显著NASH患者ARFI值显著降低（P<0.05）。结论 ARFI技术定量评估NAFLD患者肝脏损害程度有助于对显著NASH患者的诊断,可能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目的 探讨营养支持联合美他多辛治疗酒精性肝病患者对肝功能、红细胞和血小板参数的影响。方法 2015年5月~2017年10月我院诊治的酒精性肝病患者90例,被分为两组,每组45例,分别给予美他多辛片或美他多辛联合营养支持治疗4周,后者为给予35~40 kcat·kg^-1·d^-1的热量。结果 治疗前,两组肝功能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时,两组血清ALT、GGT和TBIL水平明显降低,ALB明显升高;治疗前,两组凝血功能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PT、APTT和TT均明显缩短,FIB显著升高;治疗前,两组红细胞参数和血红蛋白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RBC、HGB和HCT均显著上升,RDW和MCV显著下降;治疗前,两组血小板计数（PLT）、血小板平均体积（MPV）和血小板分布宽度（PDW）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PLT显著上升,MPV和PDW明显降低（P<0.05）,联合组以上变化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营养支持联合美他多辛治疗酒精性肝病患者能够显著改善肝功能、凝血功能、红细胞和血小板参数,提示营养支持治疗可能更重要,需要高度重视。

目的 探讨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uNGAL）和肾损伤因子-1（uKIM-1）对特利加压素联合白蛋白输注治疗肝肾综合征患者疗效的预测价值。方法 2017年5月1日~2018年4月30日就诊于北京佑安医院的肝硬化并发I型HRS患者19例,应用特利加压素联合白蛋白输注治疗,采用ELLSA法测定尿NGAL和KIM-1水平。结果 经特利加压素联合白蛋白输注治疗4 d后,应答12例（63.2%）,未应答7例（36.8%）;两组患者年龄和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05和P=0.386）,两组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和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26和P=0.525）,两组血清ALT、AST、TBIL、DBIL、BUN、ALB和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应答组患者PTA显著高于非应答组（P=0.006）,血肌酐水平显著低于非应答组（P=0.043）;应答组患者uNGAL/Cr 为21.8（7.8~65.5） μg/g,uKIM-1/Cr水平4.9（2.0~7.7） μg/g,均显著低于非应答组【分别为97.8（27.1~358.2） μg/g（P=0.010）和9.1（5.5~13.6） μg/g,P=0.001】;早期应答组患者90 d生存率为75.0%,非应答组为42.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2）;血肌酐与uNGAL/Cr呈正相关（r=0.549,P=0.022）,而与uKIM-1/Cr无显著相关（r=0.213,P=0.411）。结论 基线血肌酐、PTA和尿NGAL水平可以预测特利加压素联合白蛋白输注治疗的肝硬化并发HRS患者的疗效,值得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在胃内镜下聚桂醇注射治疗肝硬化并发食管静脉曲张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2016年1月~2017年12月在我院行内镜下硬化治疗的肝硬化并发食管静脉曲张患者80例,其中38例接受内镜下注射聚桂醇治疗,另42例接受内镜下注射鱼肝油酸钠治疗,随访12个月。结果 注射聚桂醇组显效和有效率分别为65.8%和26.3%,与注射鱼肝油酸钠组的69.0%和26.2%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聚桂醇组急诊止血成功率和再出血发生率分别为92.1%和34.2%,与注射鱼肝油酸钠组的95.2%和31.0%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聚桂醇组术后发热、胸痛、溃疡和食管狭窄发生率分别为13.2%、13.2%、10.5%和2.6%,均明显低于注射鱼肝油酸钠组（分别为33.3%、38.1%、42.9%和19.1%,P<0.05）;在随访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时,注射聚桂醇组曲张静脉复发率分别为10.53%、18.42%和28.95%,与注射鱼肝油酸钠组的9.52%、14.29%和30.95%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胃内镜下注射聚桂醇治疗肝硬化并发食管静脉曲张患者止血成功率高,疗效确切,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的 比较使用3.0 T 磁共振-肝脏容积快速采集（MR-LAVA）序列多期动态增强扫描定性诊断肝硬化结节病变的价值。方法 2015年1月~2017年8月我院诊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行3.0 T MR-LAVA序列多期动态增强扫描和CT增强检查。比较两种检查方法检出病灶情况及其表现特征。结果 MR-LAVA序列扫描检出病灶80例,而增强CT扫描检出病灶73例（91.3%）;MR-LAVA序列检查定性诊断为局灶性结节性增生40例,血管瘤13例,原发性肝癌10例（均表现为富血供病变）,转移瘤17例,而CT检查定性诊断为局灶性结节增生34例,血管瘤12例,肝细胞癌9例和转移瘤18例。结论 3.0 T MR-LAVA序列多期动态增强扫描能提高对肝硬化结节病变的定性诊断,值得临床进一步验证。

目的 探讨采用多层螺旋CT门静脉成像（MSCTP）检查对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分级的评价价值。方法 2015年8月~2017年9月我院收治的肝硬化患者62例,选择同期健康人62例作为对照组,均行MSCTP检查,观察脾静脉（SPV）、肝内门静脉左支（IHLPV）、门静脉主干（MPV）和肝内门静脉右支（IHRPV）直径,并比较不同Child-Pugh分级患者的上述指标及胃左静脉（LGV）直径和食管下段静脉曲张断面数。结果 肝硬化患者SPV、IHLPV、MPV和IHRPV直径分别为（14.4±3.6） mm、（13.5±3.1） mm、（17.9±4.2） mm和（13.8±3.9） mm,均显著大于健康人[分别为（8.9±1.7） mm、（9.7±2.3） mm、（11.2±2.9） mm和（9.5±2.5） mm,P<0.05];随着肝功能Child-Pugh分级变差,SPV、IHLPV、MPV和IHRPV直径也逐渐增大[A级为（13.2±2.7） mm、（12.1±3.2） mm、（16.4±4.6） mm和（12.3±3.3） mm,B级为（15.1±3.5） mm、（14.3±3.7） mm、（18.5±4.8） mm和（14.7±3.6） mm,C级为（16.3±4.1） mm、（15.8±4.3） mm、（20.8±5.1） mm和（16.1±4.7） mm,P<0.05],差异显著,LGV直径和食管下段静脉曲张断面数亦逐渐增大或增多[Child-Pugh A级分别为（6.4±1.5） mm和（3.8±1.1）个,B级为（9.1±2.2） mm和（7.4±1.6）个,C级为（9.7±2.6） mm和（7.7±1.8）个],其中Child-Pugh B级或C级与A级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Child-Pugh B级与C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MSCTP检查门静脉系统并检测有关指标,能很好地评估肝硬化患者肝功能状态,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的 探讨西藏地区慢性乙型肝炎（CHB）和乙型肝炎肝硬化（LC）患者肝脏硬度检测（LSM）值的变化与其影响因素。方法 2017年1月~2018年3月在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门诊就诊的CHB患者70例,LC患者30例,使用肝脏瞬时弹性探测仪检测LSM,常规行彩超检查和血生化指标检测,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逐步回归方程行多因素分析影响LSM的因素。结果 CHB患者LSM为（7.17±12.19） kPa,显著低于LC患者【（14.92±14.01）kPa,P<0.05】, CAP值为（210.70±66.22） db/m,与LC患者的（212.00±69.20） db/m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APTT、AST、ALP、GGT、GLOB、TBIL和TBA与LSM呈正相关（P<0.05）,WBC、PLT、HGB、PTA、FIB、ALB、GFR和LDL-C与LSM呈负相关（P<0.05）,而体质量、ALT、UREA、CREA、UA、TG、HDL-C、GLU、AMY和CAP值与LSM无显著性相关（P>0.05）;肝脏表面光滑情况、肝脏实质回声情况、肝脏血管走形清晰情况、脾脏大小情况等因素与LSM显著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P=0.003）、肝脏回声增强（P=0.020）、肝脏回声结节（P=0.000）、凝血酶原时间（P=0.007）和总胆汁酸（P=0.004）是影响LSM值的独立因素。结论 了解影响慢性HBV感染患者接受Fibroscan检测的LSM值的因素将有助于帮助临床医生尽早对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给予合适的处理。

目的 探讨应用恩替卡韦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外周血和肝组织可溶性纤维蛋白原样蛋白2（sFGL2）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2016年6月~2017年6月我院收治的CHB患者112例和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112例,其中CHB患者轻度38例,中度45例,重度29例。给予所有患者恩替卡韦治疗72周。常规行肝活检。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sFGL2水平,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肝组织sFGL2表达。结果 CHB患者肝组织sFGL2阳性率为63.4%（71/112）,显著低于肝硬化患者的82.1%（92/1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HB患者肝组织sFGL2表达随病情程度加重而增强;治疗后,CHB患者血清ALT、AST和sFGL2水平分别（49.8±6.3） U/L、（52.3±7.6） U/L和（84.7±10.3）μg/L,而肝硬化患者则分别为（41.8±4.2） U/L、（42.3±5.4） U/L和（104.9±19.4）μg/L,差异显著（P<0.05）;在治疗24 w、48 w和72 w, CHB患者血清sFGL2水平分别为（98.2±10.8） μg/L、（81.6±9.5） μg/L和（69.4±8.7） μg/L,呈依次降低趋势;在治疗72 w末,完全应答65例,部分应答31例,无应答16例,其血清sFGL2水平分别为（74.6±9.1） μg/L、（97.2±11.4） μg/L和（123.6±15.2） μg/L,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CHB患者在抗病毒治疗后外周血和肝组织sFGL2水平降低显著,其与病情合应答反应关系密切,对病情评估和疗效预测可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门静脉血流动力学指标预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食管静脉曲张的价值。方法 我院收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75例和健康体检者25例,接受胃镜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 经胃镜检查,发现静脉曲张56例和无静脉曲张19例;存在静脉曲张和无静脉曲张患者门静脉血管内径分别为（13.7±3.2） mm和（12.1±3.2） mm,显著大于对照组[（10.9±3.0） mm,P<0.05],门静脉血流速度分别为（9.3±2.1） cm/s和（13.6±2.7） cm/s,显著慢于对照组[（17.7±2.4） cm/s,P<0.05],门静脉血流量分别为（1054.3±336.8） ml/min和（921.6±327.5） ml/min,显著大于对照组[（832.5±234.1） ml/min,P<0.05];食管静脉曲张患者胃左静脉离肝血流发生率为80.4%,显著高于无静脉曲张患者的0.0%（P<0.05）;以门静脉血流量等于1000 ml/min为截断点,其判断存在食管静脉曲张的敏感性为78.6%,特异性为79.0%,阳性预测值为91.7%,阴性预测值为55.6%。结论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门静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对肝硬化患者存在食管静脉曲张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而发现胃左静脉离肝血流提示肝硬化患者存在食管静脉曲张的风险较大。

目的 探讨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乙型肝炎肝硬化的价值,为早期诊断提供实践经验。方法 2017年7月~2018年7月我院收治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80例和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50例,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比较两组患者肝脏声像图特征、超声半定量评分和门静脉血流动力学相关指标。结果 肝硬化患者肝脏被膜、肝实质回声、肝内韧带、胆囊壁、脾脏面积、肝静脉清晰度和肝边缘形态彩色多普勒半定量评分分别为（4.1±1.1）、（2.5±0.5）、（1.5±0.2）、（2.7±0.3）、（2.6±0.6）、（2.7±0.4）和（2.3±0.3）,显著高于CHB患者[分别为（1.4±0.3）、（1.4±0.3）、（1.0±0.1）、（1.2±0.2）、（1.3±0.3）、（1.2±0.1）和（1.0±0.3）,P<0.05];肝硬化组门静脉内径为（1.5±0.1） cm,显著大于CHB组[（1.1±0.1） cm,P<0.05],血流速度为（12.6±1.3）cm/s,显著慢于CHB[（22.3±3.6）cm/s,P<0.05],血流量为（1114.4±117.4） ml/min,显著低于CHB[（1278.3±121.4） ml/min,P<0.05];以肝组织病理学检查为金标准,采用超声半定量评分>15分为截断点,其诊断肝硬化的灵敏度为93.8%,特异度为88.0%,阳性预测值为92.6%,阴性预测值为89.8%。结论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并半定量评分肝脏和门静脉指标可有效诊断乙型肝炎肝硬化,临床应用价值较大。

目的 观察术前CT/MRI检查门静脉系统指标预测肝硬化脾切除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PVT）的价值。方法 2016年7月~2018年7月我院收治的87例乙型肝炎肝硬化脾切除术后患者接受CT和MRI检查,随访3个月,观察PVT发生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肝硬化脾切除术后PVT形成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 在随访3个月末,在87例肝硬化脾切除术后患者发现PVT者46例（52.9%）,均为PVT Ⅰ级,门静脉附壁血栓45例（51.7%）,其中伴肠系膜上静脉附壁血栓14例（16.1%）;46例PVT组门静脉直径为（16.7±2.2） mm,显著大于41例非PVT组【（14.8±1.5） mm,P<0.05】,门静脉流速差为（8.4±5.5） cm/s,显著高于非PVT组【（6.1±3.6） cm/s,P<0.05】,脾容积为（1370.8±370.1） cm³,显著大于非PVT组【（1205.2±357.3） cm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门静脉直径（OR=0.869,95%CI=0.608~1.246）、门静脉流速差（OR=1.185,95%CI=1.079~1.317）和脾容积（OR=3.427,95%CI=2.215~5.302）均是肝硬化脾切除术后PVT形成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结论 术前CT/MRI检查指标可以预测肝硬化脾切除术后PVT形成,及时处理和预防将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 探讨超声造影定量分析鉴别诊断肝脏局灶性结节性增生（FNH）与肝细胞癌（HCC）的价值。方法 2015年2月~2017年2月本院接受超声造影检查的FNH和HCC患者各90例,均行超声造影检查,应用SonoLiver CAP软件定量分析病灶内感兴趣区（ROI）时间-强度变化,获得定量分析参数峰值强度（IMAX）、达峰时间（TTP）、上升时间（RT）、渡越平均时间（mTT）,计算血流灌注指数（PI）,并比较两组动态血管模型（DVP）曲线分型差异。结果 FNH组IMAX和mTT分别为（142.6±17.8）%和（268.9±34.5） s,显著大于HCC组[分别为（125.3±14.7） %和（117.8±15.4） s,P<0.05];RT、PI和TTP分别为（17.2±2.9） s、（91.2±12.8）和（30.4±5.2）s,显著小于HCC组[分别为（21.5±4.3） s、（45.6±7.3）和（34.1±5.9） s,P<0.05];HCC组DVP曲线分型I型（消退型）、II型（未消退型）和III型（负向型）占比分别为75.6%、22.2%和2.2%,而FNH组则分别为43.3%、54.4%和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²=20.048,P<0.05）;HCC组DVP参数分布图I型、II型和III型占比分别为72.2%、25.6%和2.2%,而FNH组则分别为40.0%、56.7%和3.3%,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²=19.121,P<0.05）。结论 超声造影定量参数和直观DVP参数成像有助于临床对FNH与HCC的鉴别诊断,值得进一步探讨。

目的 探讨应用还原型谷胱甘肽（GSH）预防处理接受经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治疗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PLC）患者对肝功能的影响。方法 2010年2月~2014年7月我院收治138例PLC患者,被随机分为观察组71例和对照组67例,均接受TACE治疗,观察组在TACE术后加用GSH治疗7 d。结果 在治疗后3 m复查CT评估近期疗效,结果观察组部分缓解和疾病稳定率分别为23.9%和60.6%,与对照组的20.9%和58.2%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治疗后10 d复查,观察组血清ALT和AST水平分别为（75.4±18.9） U/L和（101.6±18.4）U/L,显著低于对照组【（98.6±20.4） U/L和（121.2±30.4） U/L,P<0.05】;在治疗后2 w观察,观察组胃肠反应、白细胞减少、血红蛋白减少和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分别为26.8%、22.5%、19.7%和2.8%,而对照组则分别为32.8%（P<0.05）、28.4%、29.9%（P<0.05）和6.0%;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6 m生存率分别为91.5%（65/71）和85.1%（57/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 a生存率分别为84.5%（60/71）和61.2%（41/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应用还原型谷胱甘肽预防处理接受经肝动脉介入化疗栓塞治疗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可减轻肝功能损害,降低不良反应程度,提高患者舒适感。

目的 探讨腹腔镜手术联合选择性肝动脉栓塞（TAE）治疗外伤性肝破裂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术后感染发生的影响因素。方法 2015年5月~2018年6月我院收治的83例外伤性肝破裂患者,41例接受腹腔镜手术,42例接受腹腔镜手术联合TAE治疗。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外伤性肝破裂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的相关因素。结果 在术后1 w,联合组患者有效止血率为90.5%,显著高于腹腔镜手术组患者的7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²=3.938,P<0.05）;联合组发生术后感染3例（7.1%）,腹腔镜手术组发生感染11例（26.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²=5.734,P=0.017）;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显示,肝损伤程度、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外周血白细胞计数、糖尿病和手术方法为外伤性肝破裂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采用腹腔镜手术联合TAE治疗肝破裂出血患者止血有效率较高,针对合适的患者采用联合手术方案,能提高治疗效果。

目的 分析比较彩超与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检查诊断胆总管结石的价值。方法 我院疑诊为胆总管结石患者102例,均接受彩超和MRCP检查。以手术后病理学检查为金标准,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AUC）计算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Youden指数。结果 在102例疑诊为胆总管结石患者中,经手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胆总管结石90例;彩超检查发现单发结石39例（43.3%）,多发结石25例（27.8%）,而MRCP则分别检出46例（51.1%）和39例（43.3%）,MRCP检查结石检出率为94.4%,显著高于彩超检查的71.1%（P<0.05）;在直径>1.0 cm、0.5~1.0 cm和<0.5 cm结石,MRCP分别检出33例（36.7%）、45例（50.0%）和7例（7.8%）,与彩超检查比,差异显著（分别为31例（34.4%）、32例（35.6%）和1例（1.1%,P<0.05）;MRCP检出结石直径为（1.1~0.8）cm,显著小于彩超检出的（1.4~0.6）cm（P<0.05）,而两种方法未检出的结石直径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0.8~0.2）cm和（0.6~0.4）cm,P>0.05】;彩超检查诊断的灵敏度为71.1%,特异度为75.0%,Youden指数为0.5,而MRCP检查诊断的灵敏度为94.4%,特异度为91.7%,Youden指数为0.9（P<0.05）。结论 MRCP较彩超检查能发现更小的胆总管结石,并能准确判断结石数量,诊断价值更高。

目的 分析影响胆总管结石患者行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和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取石术（EST）治疗后结石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 我院诊治的胆总管结石患者357例,常规行ERCP检查,发现胆管内有结石后行EST。对结石直径<1.0 cm者,用取石网篮取石;对结石直径≥1.0 cm者,用碎石篮碎石取出;对巨大结石,于胆管内置入支架,再择期取石。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治疗后结石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 在357例患者,行ERCP插管成功349例(97.8%),行EST取石成功334例（93.6%),其中一次取石成功者297例（88.9%）,两次取石成功者37例（11.1%）;随访发现结石复发138例,未复发219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复发组病程、年龄和乳头切口分别为（10.9±2.5）年、（66.8±7.2）岁和（15.6±1.9） mm,显著长于或大于未复发组【分别为（7.6±1.7）年、（57.3±8.7）岁和（7.9±2.2） mm,P均<0.05】,复发组有胆道手术史、乳头旁憩室、胆道狭窄、合并胆管或胰腺炎、结石数量≥2枚和结石直径≥10 mm比率分别为18.8%、29.7%、30.4%、78.9%、81.9%和40.6%,显著高于未复发组的1.8%、7.3%、11.4%、40.6%、64.8%和9.6%（P均<0.05）;进一步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胆总管直径≥10 mm和乳头切口≥15 mm为患者术后结石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对于乳头切口和胆总管直径较大的患者,临床应该警惕其术后结石复发,增加随访次数,以早期发现。

目的 探讨在B超引导下经皮穿刺胆道造瘘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患者的疗效,并对影响术后结石复发的因素进行分析。方法 2014年1月~2016年6月我院收治的106例肝内外胆管结石患者,其中57例接受经皮穿刺胆道造瘘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另49例接受腹腔镜胆道探查取石术。术后随访2年,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术后结石复发的相关因素。结果 胆道造瘘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术中出血量和手术时间分别为（5.2±1.7） d、（7321.5±528.3） 元、（20.4±4.8） mL和（62.5±14.8） min,显著短于或少于腔镜治疗组【分别为（8.7±2.2） d、（10426.4±1032.5） 元、（25.7±5.1） mL和（71.7±15.3） min,P<0.05】;胆道造瘘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患者结石完全清除率为84.2%,显著高于腔镜治疗组（67.3%,P<0.05）;胆道造瘘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患者结石复发率为1.8%,显著低于对照组（20.4%,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结石数目、结石直径和手术方式为影响肝内外胆管结石患者术后结石复发的危险因素。结论 采用经皮穿刺胆道造瘘气压弹道碎石取石术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经济、安全、有效,值得临床进一步验证。

目的 分析比较慢性胆囊炎与慢性肝病患者胆囊CT表现的差异。方法 2014年11月~2017年10月我科诊治的慢性肝病患者52例（慢性乙型肝炎21例,乙型肝炎肝硬化26例,原发性肝癌5例）和慢性胆囊疾病患者32例（慢性胆囊炎20例,急性化脓性胆囊炎7例,急性胰腺炎合并胆囊炎3例,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1例,坏疽性胆囊炎1例）,接受多排螺旋CT增强检查。结果 慢性胆囊疾病患者囊壁厚径显著大于慢性肝病患者[（4.5±0.5）mm对（3.7±0.4）mm,P<0.05],囊壁强化、胆汁密度增高、邻近肝组织一过性强化显著多于慢性肝病组100.0%对75.0%、31.3%对5.8%和18.8%对0.0%,而胆囊周围粘连和胆囊周围积液发生率显著低于慢性肝病组[9.4%对75.0%和9.4%对28.9%,P<0.05]。结论 胆囊炎和肝病性胆囊改变的CT表现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胆囊改变、胆汁密度上升、胆囊周围积液等方面。

肝脏和骨骼肌维持糖代谢。随着慢性肝病进展为肝硬化,肝功能恶化会导致糖代谢异常。因此,肝硬化患者常常伴有糖耐量异常和胰岛素抵抗,早期以餐后高血糖和高胰岛素血症为特征。一般而言,即使应用传统的空腹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标准,肝硬化伴有糖代谢异常患者往往被低估,因为他们中的多数表现出较低的空腹血糖水平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掩盖了其糖耐量减低的实情。因此,推荐使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来评估出现空腹血糖正常的餐后高血糖患者。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NAFLD相关肝细胞癌（NAFLD-HCC）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众多因素参与了NAFLD-HCC的发生发展,但其具体的发病机制还不清楚。本文重点介绍近年有关其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